《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研究（以《循环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三）君民共治与君主立宪
晚清自王韬一代始，调和中西的折中主义思想就成为主要趋势。贯穿王韬思想始终的便是这种中西融合的调和思想，也就是被梁启超称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特征的学说。在政治变革的内容导向上，亦主要以中西糅合的调和主张为其主要方向。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中西合璧的新思想，从他们的政治革新方案中皆可体味到这种延续与拓展。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内容主体有二：一为大同理想，二为革新现实政治。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他真正所重视的则是维新变法，对现实的政治进行变革，而这也正是所有维新派人士所着重论述的方面。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的政治革新思想主要包括：政体改革、国内行政制度的革新、改革教育科举三个方面的内容。
他们的政体改革思想主要涉及设议院、通下情和君主立宪两个部分。康有为与王韬在此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也意识到，且非常强调君民、君臣相通、无隔的重要性，特别重视“通下情”之于政治统治的意义。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也无太多超越王韬之处，只是他比王韬更进一步，不仅停留于崇羡和赞赏西方的议会制在协调君民关系与沟通上下之情中的作用，更明确提出过仿汉代“议郎”，“增设训议之官”，他这里表面上是仿古制，实倡设置议院。因为他所说的“议郎”几乎完全是按照西方议会制度的规范和模板来设立的。如“议郎”每年改选一次，有议政的权利，“上驳治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令其会议于太和门，且三占从二，下部施行等。而对于君主立宪的呼吁，如果说王韬只是提出了中国施行君民共主制度的建议，那么康有为则是高举君主立宪之大纛，极力主张在中国施行，并身体力行地积极推进以期促成实践的行动者。但遗憾的是，康有为也未能超出王韬的思想局限，他所倡之议院，虽可收集民意，并通过议员来表决政事，然决定权仍在皇帝手中。因此，他也同王韬一样，虽涉及一部分民众政治权利的问题，但终究与真正的民主制度相差甚远。严复在此问题上则承续了王韬从君民关系出发来考察政治制度的思维逻辑和思想内涵。他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时候从“尊民贬君”的观点出发，将历史上被韩愈颠倒了的君、臣、民关系，再度颠倒回来。以此为基础，严复对君主制专制制度进行了全方位而系统、深入的批判，他的批判思想远远超过了前人以及王韬一代的批判层次，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以君、民对权利的掌控来区分国家制度，将其分为君主制和民主制两种，前者的特点是“君有权而民无权”，后者则是“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而君主立宪则是取二者之中，其特点是君民皆有权，即所谓君民共主。严复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最适宜中国，因为在他看来，社会进化的进程还未到中国施行民主制度的阶段，民主的社会成分和基础还未建立；而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国情，也决定了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制度，而只有君主立宪更适合这种国情的需要。在严复眼里，君主立宪虽非致治，却不失为一个好的制度。因为它可以通过议会来实现民众的利益表达，也可通过议会来窥探民情，如此，则上下无隔，更有益于社会稳定。他明确提出设立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都县各公举其守宰的改革主张，认为只有如此，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四）增新以换旧与废旧以立新的教育改革观
科举教育的改革，特别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是王韬对近世的最突出贡献。他本人在阐发新教育观和实践新式教育模式的过程中，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新风。王韬的教育改革思想是维新派人士借鉴与继承最多的部分，其中的延续性特征十分突出，然而他们在改革路径上却有所差异，王韬所倡导的是增新以换旧的渐进改革方式，而严复等人所强调的则是废旧以立新，显然在这一点上，后者更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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