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称谓曾闪耀着无尽的光辉，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进入一种基本属于知识分子凋零的悲惨境遇之中。大型知识分子的时代业已结-束，雅各比探讨的以美国为蓝本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化作知识分子光辉传统的一抹余晖。在法国“五月风暴”这一改造社会的失败尝试过后，乌托邦精神逐步走向凋零，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则仍然不曾放弃唤醒乌托邦记忆，雅各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不禁感叹自己只属于“最后的知识分子”。他深刻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而且认识到其功能缺失背后可能出现的身份陷落。
乌托邦的凋零成为左翼内部分裂的轴线，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乌托邦思想家们的激进政治面貌。在雅各比看来，左翼力量的自我定位及其政治介入方式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动，他们对于乌托邦精神的时代叙述和政治想象也已不同于以往。这种深刻的政治影响，甚至跃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逻辑，乌托邦与当代社会政治的关系构成，已然呈现出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十分繁杂的结构因果式架构。知识分子也在这种关系的作用下，从时代车轮的重要推动力量，滑向不具鲜明社会群体身份属性的当代身份结-构之中。雅各比以大学体制内的局内人身份，以美国政治生活土壤下的知识分子命运为对象，深入研究知识分子界定及异化成因，并深入剖析了美国战后社会文化生活的全景式异化现状。
马尔库塞曾以“乌托邦的终结”为题进行演讲，来回应知识分子对乌托邦主体重塑的关切，雅各比则以乌托邦精神重建为框架，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体构建的角度，探讨当代乌托邦的激进思想如何发展，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这个命题，并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异化现状加以批判。乌托邦精神，即当年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所独具的左翼精神，在当今社会地位尴尬。在雅各比看来，这正折射出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冷漠症，执念于强调彼此语境的本质不同。与新一代相比，公共知识分子最大的相异之处正在于研究一种能够为未来期望留足可能空间的乌托邦精神，这种知识分子精神秉持尊重真理且热爱公共生活本身，就算诸如论敌雷蒙·阿隆等富有敌意的乌托邦批判者都表达出敬畏。
第一节 “乌托邦之死”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话语权
面对乌托邦之死的当代语境，雅各比由衷地向世人呼号，我们的知识分子到哪儿去了？乌托邦精神建构主体的身份在逐渐褪色，必须要明晰知识分子的进展动向，这一发问已不能作为经验问题对待，而是直接关系到对知识分子价值定义的理解方式。公共知识分子无疑作为这一理解方式的理想模型，将知识分子概念的本源意蕴揭示了出来。关于这一概念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于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
在雅各比看来，知识分子是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的自由者，希望通过探讨知识分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的现象和事实，深入分析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力日益减弱的原因。他要求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切实的作用，坚持自身的独立性及所具有的批判能力和批判权力，肯定大写的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局限为某个专业的学者、专家。雅各比对所要求的公共性实践积极回应，与将“公共”作为一种目的或谋生手段的观念相对照，代表了人类智识的各种维度。面对牵涉大部分人命运的课题，对大大超出他们专业限度的问题，应思考如何作出有价值的回应。
一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公共性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伴随西方近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知识分子一词初现于19世纪，一般认为其词源学意义来自法语的Intellectuel，该法文词最先来自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雷南于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一部手稿。而该词的流行则归功于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知识分子被指认为具有批判精神与独立品格，勇于追求公平正义，以独特眼光看待政治和权力，能够为真理而献身且无固定外延的社会群体。以左拉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一种超越职业之上的公共关怀，所展现出的惊人勇气和为公平正义而战的决心，让世人为之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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