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历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等；现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等。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中国经济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毫无疑问将伴随着我们进入下一世纪。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仅就过去几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以至于虽三尺童子，亦无人不知中国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9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有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50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80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早先多指手工工场，而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于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像吴承明等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于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存在之证。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

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行外”读者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的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能够自己产生资本主义。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经君健先生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中国经济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历史：经济史
曲辕犁与铁搭
粪土重于万户侯
均田令中的“桑田二十亩”与“课种桑五十株”
明清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生态农业
“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
——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
历史：经济史之外
什么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微观”研究
“壶里乾坤大”：江南史研究长盛不衰的原因初探
从“上海小男人”谈清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创新是史学发展的主旋律
网络信息技术推动史学研究进入新时代
创造历史，也不要忘记历史
文化：文明交流与融合
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
“胡化”与“汉化”：
虞弘墓与徐显秀墓前的随感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
丝绸之路及其终结
漫谈“文化接轨”和“接轨心态”
学术：为人与为学
“中国的脊梁”
——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学术批评琐谈
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剔除“学术垃圾”的一点浅见
谈谈读外国书
他山之石：美国学界见闻
杂谭：中文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