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童年
虽然我不是饱学之士，也不是个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有时甚至觉得连自己是否可算知识分子也是个问题，但我毕竟在这知识分子的队伍里，靠着一支笔、几张纸头和笨拙的舌头领着微薄的工资，并用它维持我一家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半生，我退休前的所谓的职业。
也许是命中注定了我要走这条路，当我刚满周岁的时候，父亲就希望我做个知书识礼的人。在他，自然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现在，我感到别扭。依才智，我总觉得自己并不是做老师的料，常为自己可能误人子弟而后怕，并且还常常为需应付简单的生活而苦恼。但是，父母亲已经感到了很大的满足，虽然他们没有从他们这个当老师的儿子这里得到任何一点好处。他们仍然过着艰难的生活，平日里要拖着老朽的身躯为生活而劳碌，但是他们感到幸福，感到快慰。在他们看来，要让儿子成为文化人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村里人非常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子“有出息”。他们在人们面前走过的时候，带着一种荣耀感。所以，尽管在生活上没有得到我任何的照顾，他们仍旧很高兴，很满足。
听父亲说，我满周岁那天，家里就在我周围放上银钱、毛笔和杆秤之类的东西，让我抓周，对我自己的命运进行占卜。这些东西以相等的距离放在我的周围，看我自己先去抓什么，据说先抓什么就说明将来要从事那个行当。如果先抓的是银钱和杆秤之类的东西，说明长大了是个生意人；如果抓的是酒瓶和脂粉之类，难免是个酒色之徒。也许真有些道理，我竟抓了笔，这使我的父母亲喜出望外。他们杀了一头猪，请了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为我庆祝第一个生日，庆祝我将来会成为拿笔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在父母亲的心目中，我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了。父亲料定我会给这个从未有人进过学校的家庭带来光荣。
所以，在我刚能拿稳毛笔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写字。无论怎样忙，他每天都用红土研成红墨，在草纸上为我写好几篇字，让我描红。父亲的字写得并不好，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我总是认真地去完成父亲给的这一作业。
我们家住的是一幢三间的茅草屋，已经很旧了，橡子上和楼板下吊满了尘灰条。屋子没有窗户，大白天进去也是黑黢额的。一些房柱子已经腐朽，在上面拍拍，可以听见“啪啪”的响声，还时常听得到蛀虫在柱子里发出“嗡嗡”的叫声。
晚上睡在这种屋子里，周围一片漆黑，无一丝光亮。睡下之后，父亲总是边抽他的老旱烟边给我背《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目前杂字》以及其他一些他能背出来的文章，并讲述他学习的艰难情形。记得有一次，背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时，他突然停下来给我解释说，“日参省乎己”就是说三天剪一次手指甲，并说起先他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便跑去问一位读书人，那个人是这样告诉他的。现在回忆起来，很有趣。我不知道那位读书人是真的这样理解这句话，还是故意耍弄我的父亲，反正我父亲深信不疑，并把这种谬误传给了我，我自然也是深信不疑的。当时，我只是想，三天剪一次手指甲太勤快了，一般人做不到。还有，这剪手指甲的事也能这样写到书里，让人们反反复复地读吗？自然，我也只是想想罢了，没有问父亲，也没有问过其他的什么人。直到我自己会读古文了，也读到“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了，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终究没有向父亲说明过。父亲不背书时就给我讲故事，或是点起明子火，侧身坐在床头，歪着身子在枕头旁那张从地主家分来的书桌上练习珠算。我躺在床上静听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声，慢慢地进入梦乡，往往几次醒来都还听到父亲一边一个劲地背着口诀，“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一边手不停地在珠子上拨动着。我父亲的算盘打得很好，加减乘除样样精通。他经常给我讲各式各样的珠算运算方法，例如什么叫“调尾乘”，什么叫“破头乘”，怎样使用顶珠和底珠，等等。有时候下雨，做不成活计，父亲就用一个方形的红凳支起算盘，坐在火塘边练习珠算，并时时讲给我听。每到这时，我母亲便端出针线箩子静静地坐在旁边，边做针线活边听我们父子说话，并不时用针在乌黑的头发上抿一下。有时父亲讲得深了，她便插一句，说我还小，听不懂这些。
现在回想起来，这时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是何等重要，时隔几十年，许多事还记忆犹新，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当时背过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现在大都还记得。这些东西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在我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时，我就背《百家姓》，这种办法曾在几次考试中助我摆脱了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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