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情绪与疾病
现实总会给人带来压力，而这些压力一旦过度就会导致心身系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压力事件经过心理的加工而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然后强烈的情绪反应启动行为、神经、内分泌以及免疫等系统的反应，这些心身反应的长期累积最终促发多种类型的躯体疾病以及精神疾病。这里的躯体疾病既包括细菌病毒感染所致疾病也包括多种多样的机能性疾病，如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等。虽然疾病的产生常常是多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本章将主要聚焦不良情绪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影响。
在学习本章内容时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已有研究在讨论情绪与健康问题时，总容易给人一种印象：情绪，尤其是负性情绪，只会有损健康而无任何益处可言。实际上从情绪的适应性角度看，适当的负性情绪，如愤怒、恐惧等，在很多时候是能促进个体健康的。此外，在应激过程当中，积极情绪也可能成为致病因素。限于篇幅，本章仍然主要介绍不良情绪与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只在情绪调节与免疫部分会介绍少数积极情绪调节在应激中的作用。
第一节 情绪的致病机制
科学家们在探讨情绪致病的机理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进化来的情绪为什么会致病？情绪的基本功能是生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对这些问题，科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生理学家们设想情绪是生物体对环境中的威胁所做出的快速反应，但过度的反应将导致生物体机能异常；社会学家们认为情绪是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媒介，异常的社会压力导致异常的个体机能；认知心理学家则认为情绪是认知与生理反应之间的交互调节系统，不合理的认知导致个体对情境中威胁产生更强烈、更频繁的情绪反应，最终导致心理生理机能异常。虽然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同，但都指向相同的情绪致病机制：环境压力启动过度的情绪反应，进而启动急性或慢性的应激反应，最终导致心理生理机能的损伤。虽然完整的致病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但情绪与应激（stress）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可（Cohen et al.， 2007； Levenson， 2019； Solomon et al.， 1974）。
1 情绪与应激
情绪的研究早期主要在心理学领域，而应激的研究则主要是在生物医学领域。从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 1871—1945）关于应激的研究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Fink， 2009）。这一研究主题最初只局限于生物医学领域，而几十年后，这一主题已经成为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家们深入理解情绪与疾病的关系的过程。从坎农的开创性工作（Cannon， 1915）到塞利（Selye， 1936）的重要贡献，再到梅森（Mason， 1975）以及拉扎勒斯的研究（Lazarus， 1966），应激理论逐渐完善，应激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清晰起来，同时情绪在应激的心理与生理反应中的中介作用也逐渐被勾勒出来。情绪与应激的综合反应首次将心理与生理两大系统实质性地关联起来。尽管纯粹的生理性应激也能够启动神经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但相比而言情绪性应激导致的病理影响更为久远（Li et al.， 2019），情绪性应激在应激导致疾病的过程中作用更具现实意义。
1.1 应激的适应性理论
坎农（Cannon， 1932）最早把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介绍的“稳态”（homeostasis）概念（Bernard， 1966）应用到应激的机制解释当中来。根据稳态的观点，所有的生理指标都有其理想的水平（正常的体温、血糖浓度、心率等），而生理调节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平衡态（或者“稳态平衡”），这一动态平衡将使尽可能多的生理指标优化。作为应激研究的奠基者，坎农立足于应激概念，将“应激”定义为任何打破稳态平衡的事物，而将“应激反应”定义为神经和内分泌相适应，以重新建立起稳态平衡（Cannon， 1932）。
坎农通过研究动物的应激过程发现（Cannon， 1915），应激导致的稳态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副交感功能的抑制与交感功能的激活。坎农提出的“战斗—逃跑”反应主要涉及交感功能的激活以及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也就是所谓的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的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领域的另一位开拓者，汉斯•塞利（Hans Selye， 1907—1982）则确定了应激反应的另外一种响应方式——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的分泌（Selye， 1936，1937，1946，1950）。塞利将应激引发的肾上腺分泌的一系列类固醇激素称为糖皮质激素，并提出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的应激调节功能。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与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一起就构成了应激的主要生理反应系统。很快，其他一些内分泌系统也与应激反应联系起来：应激不仅会导致一些激素（如R-内啡肽，催乳激素，加压素和胰高血糖素等）的分泌增加，而且也会导致一些激素（如雌激素和雄激素等生殖系统的激素、生长介素等生长激素，胰岛素等能量储存激素）的分泌减少，并伴随自主神经系统的副交感神经分支的抑制（Sapolsky et al.， 2000）。
坎农建立的应激理论为我们理解有机体的应激反应机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在应激时，为了给肌肉运动运送能量，储存的能量（例如脂肪细胞）会被调动出来，释放到全身。这一能量的调动过程由心血管系统来完成，于是血压和心率开始升高，为了更好地向肌肉运动区域运送能量，机体还会同时抑制血液流到不必要的区域，例如肠道、生长、消化、组织修复和繁殖等区域系统。与能量运送相适应，免疫防御也得到增强，痛觉变得迟钝，认知的某些功能得到加强（Munck et al.， 1984； Sapolsky et al.， 2000）。
在应激理论提出后的几十年里，人们逐渐揭开了神经内分泌反应的更为完整的故事，包括一些缓慢起作用的激素，这些激素的缓慢调节使得机体从起初的应激反应状态恢复到常态。例如，原先应激反应中的能量调动效应导致机体储存的能量被消耗，激素调节能通过刺激食欲和增加脂肪组织来补偿应激反应中消耗的能量（Eisenberger et al.， 2002）。再比如，原先应激反应中的免疫刺激效应最终会通过激素抑制免疫来抵消。这种延迟的抑制，被认为能够防止免疫系统过分活跃以致对身体的正常成分作出错误的反应，误把身体的正常成分当成是人侵的病原体。
1.2 应激的病理理论
在坎农的研究基础上，塞利开拓性地研究了应激反应的破坏性的一面，即长期暴露于应激状态下对机体机能的损害。塞利发现，在长期应激状态下，应激反应并不是完全有益的、具有适应性的，而是可能会出现病理现象，特别是消化性溃疡、肾上腺扩大和免疫器官（如胸腺）萎缩这三类疾病的病理过程（Selye， 1936）。该研究首次提供了应激与疾病关系的证据。后来，塞利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应激的共同致病机制，提出GAS综合征学说（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将应激分为良性应激（eustress）与不良应激（distress）两大类，其中不良应激会导致疾病。这种不良的应激反应过程是一种“慢性”的病理过程，它最终引起了机体中内分泌“枯竭”的状态（Selye， 1946）。塞利的枯竭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明，相反，持续存在的应激仍然会继续调动应激反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应激反应本身将会成为一种危险（Munck et al.， 1984）。
如果说坎农的稳态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有机体如何从应激态恢复到理想的稳态，那么其后塞利的研究则进一步告诉我们有机体在遇到应激源时如何快速地适应挑战，应对挑战，进入一种异常状态（heterostasis）。这种异常状态后来被称作应变稳态（allostasis），即机体通过改变来维持稳定。而当这种改变过度就会逐渐变成一种病理性改变。
自此，应激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应激事件导致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机能性的躯体疾病可以是由于糖皮质激素分泌受阻（如阿狄森氏病）或儿茶酚胺分泌受阻（如直立性低血压综合征）导致的应激反应失败造成，也可以是由于持续的应激反应本身造成。首先，长期的应激将能量从储存的地方运送到躯体各部位，如果持续进行，会导致肌肉萎缩、疲劳，并增加成人发病型糖尿病（maturityonset diabetes of the young， MODY）的危险。此外，代谢应激反应的反向调节功能的长期激活会导致肥胖（Akiskal et al.， 1983）。其次，心血管活动的急性增强有很高的适应性，但这种持续的增强将提高患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持续地抑制消化系统则会增加患吸收障碍疾病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的机体成长会起到抑制作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由于应激导致的生长迟缓综合征（即心因性侏儒症）。虽然对生殖生理的暂时抑制可能不会导致病理生理的后果，但长期的抑制将会降低生育能力，这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再者，虽然在暂时性应激中，免疫系统的延迟抑制可能有助于避免免疫系统对自身免疫的影响，但长期的抑制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放松并增加感染的风险。最后，同一种激素，既能在应激过程中增强认知功能，也能对神经系统产生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包括树突萎缩过程对突触可塑性的损害和神经突触形成的抑制（Sapolsky et al.， 2000）。
1.3 应激的心理社会调节理论
在坎农与塞利的研究基础上，应激理论的研究很快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以拉扎勒斯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发现，应激的致病并不是与外界的应激事件直接对应，而应激事件是否会启动应激的病理过程是由个体的认知因素在起调节作用（Lazarus， 1966）。在失去认知调节的情况下，应激事件并不能够启动相应的病理过程（Jacobs et al.， 1984； Lazarus， 1966）。这表明个体的心理系统是应激事件与疾病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陆续的研究揭示，儿茶酚胺释放主要出现在积极努力的情况下，而皮质醇释放则主要出现于无助和“放弃”应对的情境中（Frankenhaeuser， 1983； Henry， 1992； Lundberg & Frankenhaeuser， 1980）。这表明，应激事件与疾病的因果关系中，情绪是最直接的中介调节机制，大脑中的认知评价系统决定着情绪的产生，而不同情绪继而启动不同的生理反应，最终决定应激事件是否导致疾病的出现。因此，拉扎勒斯与梅森等的研究在本质上是将坎农的生物应激模型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应激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
至此，塞利的不良应激致病说已经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过多应激导致疾病，也不能解释为应激反应失败导致疾病，而应该理解为应激反应的过度激活导致疾病。这引出了一个数十年来都未曾引起应激生理学研究者重视的问题：大部分生理应激，如果严重到足以激活应激反应的程度，那么这种应激的持续存在将会损害机体功能（Kempermann & Kronenberg， 2003）。然而，这种生理应激的过度激活与持续存在并没有导致个体的快速死亡，而是引发了广泛和多样的慢性病变，其进程是如何被控制的？心理学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这种长期的应激过程最终都是由心理机制控制的而不是生理机制控制的。如果心理的应激启动消失了，那么经由情绪调节的生理的应激反应也就停止，疾病自然就不会出现（Henry et al.， 1992）。
塞利格曼等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不可预知性、不可控性以及糟糕至极等这样的一些认知观念与随后的疾病发生关系紧密（Seligman & Meyer， 1970； Davis & Levine， 1982）。这些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塞利的应激理论，同时也对典型的应激概念做出了具体的内涵界定，那就是不可预知与不可控制是引起典型应激反应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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