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识梁启超，请读《新民说》。
梁启超一生以笔为戈，征战不辍，著述逾1500万字。结合他的生平，如并不长寿的生命，十余年东投西窜的流亡生涯，以政治而非学术为志业等，可知这一数据来之不易。倘若从中选择代表作，论单篇（组）文章，像《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俱是名作，风靡一时，誉满海内，小者影响个人立志，大者影响历史走向，选定哪个，都有理由，都有争议；论成本著作，则不难达成共识，再也没有哪本书能像《新民说》这样，更适合代言梁启超的思想，此书固然不是他一生最高的水准，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
我第一次读《新民说》，应在2002年夏天。大二暑假，留守学校，一面做家教，一面读经典。放假前夕，求亲告友，集得三张借书证，加上自家一张，共从图书馆借来20本书。其中3本隶属“醒狮丛书”，一是康有为《大同书》，副题曰“传统外衣下的近世理想国”，二是谭嗣同《仁学》，副题曰“走出不仁的中世纪”，三即梁启超《新民说》，副题曰“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不得不承认，编者所拟副题独具匠心，令人耳目一新。彼时大学寝室条件简陋，尚无空调，重庆八月，哪怕三台风扇齐开，依然有如蒸笼，酷热使人窒息。置身其中，读《仁学》和《新民说》，读得我火气四冒，坐卧不宁，反倒读《大同书》，如读神话，虽然大多章节不知所云，心思却慢慢沉静下来。
那年夏天，我不知是否读懂，抑或读懂了几成《新民说》——其实现在也是一样——除了学力不足，用心不够应是另一原由，当时我对谭嗣同的兴趣远过于梁启超。真正对梁启超大感兴趣，并且渐渐意识到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枢纽地位，迟至五年之后。于是亡羊补牢，再下苦功，四处收罗他的书与研究他的书来读，越读越是诧异，越是惶惑：我诧异于《新民说》的价值，几乎所有研究梁启超的书都必须认真对待它，甚至直接以之为研究对象（如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惶惑于各家对《新民说》的诠释各不相同，言人人殊，有人认为此书政治立场倾向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或民族主义（如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当然这两本书也有内在冲突），有人认为倾向自由主义（如黄宗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有人认为这二者并重，立国与新民并无冲突，反而一体（如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竟拥有如此多元甚至歧异的面相？也许不是书的问题，而是后人读书的视角出现了问题，如盲人摸象，或者强作解人？在问题与好奇心的双重驱使之下，这些年来，我一再打开各个版本的《新民说》，力图借助文字的魔力，穿越时空，回到20世纪的晨曦，回到日本横滨山下町152番与160号（《新民丛报》前后社址），回到梁启超奋笔书写的风雨之夕，来探究30岁的他何以要写这么一本书，他的诉求是什么，又在纠结什么，恐惧什么。
《新民说》的分裂
《新民丛报》创刊与《新民说》开篇不久，梁启超度过了30岁的生日。生日当天，他在东海道乘汽车，“欲为一长古不能成，仅成四语云：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最后一句，哀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曾使我有些浮想。三十而立，无论古今，似乎都不该与少年发生关系。梁启超则不然。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与一个著名的笔名，即《少年中国说》和“少年中国之少年”，乃是写作《新民说》前两年的事。说起来，他的笔名皆有来历。如狭间直树所总结的那样，《清议报》创刊，笔名“任公”；稍后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驱逐令，更名“哀时客”；1900年初作《少年中国说》，附识引用岳飞《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并宣布：“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写作《新民说》以及与新民相关的文章，启用“中国之新民”，待此书连载结束，随之弃置。尽管狭间直树指出，“少年中国之少年”这一笔名几乎未曾派上用场，不过终究体现了彼时梁启超对国家与自身的期许。不料忽忽两年，少年不再，少年中国不再。若谓《少年中国说》对应意气高昂的少年时节，《新民说》则是一种成人礼，30岁的梁启超，终于成年，忧患稀释了意气，理性压倒了激情。
当然，成人不等于成熟，严格来讲，哪怕到晚年，梁启超的性情与思想都谈不上多么成熟，其性情近乎赤子，其思想则一变再变。就思想而言，成熟与否，乃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不过就历史而言，成熟的文本有其价值，不成熟的文本亦有其价值，也许不亚于前者。《新民说》正属后一种情况。
为什么说《新民说》不够成熟呢？此书共二十节，前三节所作最早，以《绪论》之名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期（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1902年2月8日），第十九节《论民气》所作最晚，发表于《新民丛报》第72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906年1月9日）。
前后算来，这本不足12万字的书，跨度竟长达四年。梁启超作文，素来以快枪手著称，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何以《新民说》耗时甚久，这中间的卡顿，是否有碍思想的一贯表达？
粗览一过，不难发现，《新民说》不仅不是脉络清晰、结构严明的统一体，反而充满了种种矛盾与分裂。狭间直树早已指出：“……尽管题目是同一个题目，但不能把《新民说》看作始终如一的作品。”认知这一点非常关键，将构成我们阅读《新民说》的起点。
《新民说》断裂于何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02年至1906年间，甚至更早，看看此期梁启超心灵之沉浮、精神之挣扎，如何瞻前顾后，如何左支右绌。这里可提前说明一点，他纠结的难题，绝非国与民、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后世从这个角度诠释《新民说》与20世纪初的梁启超思想，不啻一种“后见之明”，这恰恰是治史的大忌。《新民说》开门见山，强调“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判定“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一举奠定了国与民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起源，国家是国民的归宿，强国必先新民，新民则为强国，“内则民权，外则国权”，双核驱动，并行不悖。尽管后文也曾呼吁，有时为了国家的利益，国民要勇于让渡、牺牲个人利益，然而并未动摇“有民才有国，民为国之本”的大前提。狭间直树总结道：概而言之，梁启超的阐述以个人为出发点，以国家之优位为归结。由于国家与新民并无矛盾，当他的国权和民权论从“国民”的观点展开时就倾向于民权主义，从“国家”的观点展开时就倾向于国家主义，可以说有两个轴心，正像椭圆有两个焦点一样。不曾纠结于国与民，那么梁启超纠结什么？
导 读 《新民说》的读法
第一节 叙论
第二节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第三节 释新民之义
第四节 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第五节 论公德
第六节 论国家思想
第七节 论进取冒险
第八节 论权利思想
第九节 论自由
第十节 论自治
第十一节 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第十二节 论自尊
第十三节 论合群
第十四节 论生利分利
第十五节 论毅力
第十六节 论义务思想
第十七节 论尚武
第十八节 论私德
第十九节 论民气
第二十节 论政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