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观点看：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及其当代性的探究》：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不能把世界的性质归结为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的性质。用这一原则看待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看成是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因此，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这也就表明，西方中心论是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因为它们都是世界“大家族”的一个成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然是开放的，都不可能是孤立完成的。它必须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接受其他国家的教训；它也必须善于利用其他国家的资金、资源和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整体的发展进程去认识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整体性的原则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整体。因此，任何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都必须考虑到世界整体的性质、结构、条件和规律，对世界整体的要求作出反应。只有如此，才能把自己融人世界的洪流。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与这一原则直接相关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研究过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用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了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指出了中国的变化对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的作用，昭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给中国提供一整套现成的发展方案，但中国人民却在他的理论启发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古代中国曾经以自己的先进技术和文明引领世界潮流。然而，当资本主义用它们的“机器”“轮船”“炮弹”等开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后，中国便从高峰上跌落，而且长期滞留在封建专制的落伍状态。这类似于马克思曾研究过的印度村社，封闭、落后。但闭关自守并不能挡住肩负开创世界历史使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步伐，他们用“坚船利炮”轻易地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于是被卷进世界交往的大潮。
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其中的因素很多：国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封建思想顽固；国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不均衡。理解这个问题同样需要运用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人们通常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社会制度可不依据别国的范例在发展过程中实现跨越，但其所经历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绝对不能超越的。然而，有时在考虑经济技术发展战略时，还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并不是那么刻板地排列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完全有可能实现超越。那么，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到底是否可以超越呢？分析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生产力本身，即提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时，我们究竟分别指的是何种范围、何种意义的生产力。实际上，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讲，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确实是不可超越的。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它、利用它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取消它。但就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发展来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超越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原因在于世界历史的出现。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日益国际化，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也受到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影响，这种国际的相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有可能使某些国家、民族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对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正确认识和估计了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意识到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中国具备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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