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到清初，儒学从“尊德性”的理学逐渐转变成“道问学”的考据学。儒学面貌何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专门大问题。自清末以来，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虽然繁多，能自成一家言者亦不过数家，大体可从思想的外缘与内在两个方面来着眼。就思想的外缘一面而言，章太炎将考据学的兴起视为清代严酷政治压迫的产物，士人以不涉现世政治风险的古典考据为其逃死之途，所谓“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章太炎、刘师培等，2006：5）。侯外庐等人则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式，把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变看作底层经济基础变动的表征，
清代思想史的意义就是一场“启蒙运动”，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在发出声音（侯外庐，1958）。从思想内在着眼者则强调思想史本身有一种固有的动力推动自身的演变。钱穆提出他的“每转益进”说，以为清代考据学是从宋明理学中移形转步而来，“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然则“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钱穆，2004：357－359）矣。余英时继承钱穆“延续”的眼光而为说更为精密，其“内在理路”说以为，清代的考据学转向是儒学内部“道问学”传统兴起的结果，正是理学内部义理争论的持久不绝，使学者不得不回头取证于儒家经典而求最后解决，“道问学”之兴起亦便托运于此（余英时，2000）。至于梁启超和胡适视清代考据学为针对宋明理学空疏流弊的一场反动（梁启超，1985；胡适，1991：997－1103，1143－1185），则是介于思想内、外之间的解释，因为清初诸儒之斥责理学空疏，大体皆伴随着视理学为明亡祸首的情绪。
现在回头审视这些既有解释可以感觉到，一般地说，它们各自看到了明清儒学转向过程中的某些面相，针对这些面相而提出了转变发生的原因。但很显然，这些解释中没有哪一种是全面性的，都不可能仅靠一家之力即将问题全部解决。当我们以其中任何一种解释来观察历史时，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这种解释所不能处理的史实。由此我们即能得到一个启示：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原因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具体到历史实际过程之中，则意味着不同的儒者很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转入通往考据学的方向。钱穆说“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钱穆，1997：353），大体即是此意。级在发出声音（侯外庐，1958）。从思想内在着眼者则强调思想史本身有一种固有的动力推动自身的演变。钱穆提出他的“每转益进”说，以为清代考据学是从宋明理学中移形转步而来，“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然则“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钱穆，2004：357—359）矣。余英时继承钱穆“延续”的眼光而为说更为精密，其“内在理路”说以为，清代的考据学转向是儒学内部“道问学”传统兴起的结果，正是理学内部义理争论的持久不绝，使学者不得不回头取证于儒家经典而求最后解决，“道问学”之兴起亦便托运于此（余英时，2000）。至于梁启超和胡适视清代考据学为针对宋明理学空疏流弊的一场反动（梁启超，1985；胡适，1991：997—1103，1143—1185），则是介于思想内、外之间的解释，因为清初诸儒之斥责理学
不过现在我们必须注意：第一，无论时人走向考据学的具体原因何在，只要他们将经史考证之学视为学问的正途，就意味着儒学理论重心的一个暗中的转移，即从“道在人心”转向“道在六经”；第二，这个从“道在人心”向“道在六经”转变带来的结果将是“整体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现代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人有一个常见的偏向，他们习惯用现代的学术分类来回溯清代考据学，以寻找其中蕴扁的“现代性”。站在现代诠释的角度，这样的看法或亦无可厚非，但若从历史学的立场出发，我们也许更应该将清代考据学放回其原有的整体背景中来考虑，恢复考据学家们“儒者”的身份。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宋代以降的新儒学，其最终目的在于行道，以建设出一个符合“道”的理想世界。尽管这个愿望时强时弱、时显时隐，但始终如喑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一旦外缘条件允许，立刻就会跃上前台。从这里着眼，则钱穆所谓自宋以下都是“理学一派”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新儒学在整体上是一种追求从“内圣”到“外王”连续过程的学问，在这一点上，自宋至清的儒学精神的确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存在，就整体的文化史而言，是由于这期间社会结构的大体一致。进入宋代，唐以前的世家贵族消灭殆尽，“四民”社会逐渐成形，其中的“士”阶层始终以“内圣外王”的理想参与政治、领导社会，并起到沟通社会上下层的作用。数百年时间里，士人“内圣外王”的理想虽基本不变，但其“内圣外王”的具体方式则随着思想内在逻辑与外缘环境的不断互动而屡有调整。通过追寻这一系列调整的大脉络，我们就能把握到士人在不同阶段时其精神意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