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公元前5世纪，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思想开始形成。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文化思想直接源自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儒家思想的经典直接反映了中国思想从神话向宗教、哲学的转变，反映了宗教理性、人文理性的形成。自然不再是人惧怕的对象，自然成了人认识的对象，人与社会成了人关心的主体。人们不再单独面对自然，而是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社会面对自然。在宗教理性、人文理性的觉醒中，诸子百家思想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这一转变时期的发展和进步，儒家思想便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思想文化的时空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的宗教理性、人文理性的觉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进化事件。比较宗教、比较哲学、比较思想、比较文化、比较文明的研究表明，早期的思想进化从来没有孤立地在一种文化中发生，在儒家思想完成中国思想向宗教理性、人文理性的转变过程中，不同文明也前后在相近时期完成了从神话向宗教、哲学的思想进化。至此，通过宗教理性、人文理性的觉醒，通过宗教、哲学的形成，思想认识开始进入文明发展的快车道，在不同具体宗教、不同具体哲学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抽象层面的宗教思想体系、哲学思想体系。抽象的宗教思想体系、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并没有改变不同宗教、不同哲学异质、异构的个体性，不同宗教、不同哲学在思想文化的时空中依然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变化。
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和科学思想革命使科学和科学思想从哲学和哲学思想中独立出来，成为超越哲学和哲学思想的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和思想引擎，成为不断提升人类文明平台的四次工业革命的直接动力。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机械能源文明平台产生；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发明，电力能源文明平台产生；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发明，信息能源文明平台产生；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智能发明，机器智
一是强调统治阶层要“明德修身”，要不断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如《尚书》提到的“克俊有德”“德裕乃身”“聿修厥德”等。要“秉德”正身，君臣务德，持德立业，以德治事，由德达于政。不仅如此，周公更关注实践意义上的“敏德”，“敏德”为“行之本”。《周礼·地官·师氏》曰：“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郑玄注曰：“敏德，仁义顺时也。”①仁义是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法则。依照四时运行，遵守宇宙规律行仁义之道，就是“敏德”。敏德是行之本，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行仁义，秉德立业就是行德的目的。
二是在治理实践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将德行更多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彰明德政，谨慎使用刑罚，劝慰民众走正道。《尚书·康诰》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意谓凡我思行，皆应效法文王，既明德又慎罚。在这一意义上，徐复观认为：“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观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人文精神的最早出现。”②
“德”是一种依靠人的信念、传统、习惯、教育和社会舆论产生作用的精神力量。其作用的实现有赖于人的内在自觉。而将德与罚相结合，明德不离慎罚，刑罚又成为实现德治的保证。明德慎罚的思想，让周人找到了一套软性的约束机制，使周人在提倡“德”的过程中，不忘记使用一定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德性的实现，两者相辅相成。
考古发现，殷墟卜辞中并没有发现带有道德伦理色彩的文字，但是到了周代，泛道德主义已经占据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德行成为取悦天神的最重要的条件，并成为原始宗教向高级的人为宗教过渡的重要标志。
三是将“敬德保民”思想作为政权巩固的根本。提倡“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人民利益是衡量一切政治利益的标准。《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直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以德配天”的人是大君，要作万民的父母。要能做到保惠庶民，不敢侮鳏寡。体现了周统治者对庶民百姓的体恤之情。天神是爱护民众的，天神是以民众的意志作为赏罚依据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民众的要求就是上天的意志，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来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敬德保民，是要爱民，要以民众利益关切为重。至此，周时期人文精神已然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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