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
清代统治阶级既提倡宋学，也提倡汉学，宋学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针对这种现状，康有为认为汉学乃新莽之学，并非真正的汉学。而宋学也多尊伪经，而非孔子之经。经过康有为的界定，客观上从根本上否定了清代统治者所提倡的汉学和宋学的正统性与权威性。
对于孔子的学说，后世学者的理解并不尽相同，甚至有些水火不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处于在不同的时代，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以及不同的学术风格。康有为企图利用儒家变易思想来抗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守旧的观点。然而，变易思想并非今文经学所特有，古文经学派也把《易经》列为重要的经典之一。因此，并不崇尚今文经学的洋务派、早期改良派也屡屡引用《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作为改革变法的主要依据。但是，康有为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吸收19世纪末期中国所接触到的西方先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把中国的变易思想发展到极致。他以《易经》为变易的哲学，以《春秋》为变法的制度规范，以“三统”“三世”说证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演化及其规律的理论。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的形式，为维新变法运动规划了一套政治纲领，就是让中国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的君主立宪制度，进而实现“太平”和“大同”的民主共和制度。康有为借助经学阐发其变法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飓风”效应。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是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狂热的支持者、追随者，就像维新变法旗帜的一面旗帜，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梁启超撰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宣传口号与文字也大大丰富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内涵与内容，并使之具有更加明显的东传科学的色彩。而其他的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唐才常、夏曾佑和皮锡瑞等也都积极宣传今文经学思想并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武器进行维新变法活动。“1896年至1898年，以《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知新报》、《女学报》、《算学报》等报为代表，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二个阶段。”
维新派这些报纸都曾宣扬今文学说，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及其他的追随者不遗余力地宣传今文经学，使其一度成为清末民初的“显学”，它对于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今文经学重在对“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的“托古改制”的性质也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围剿。洋务派原本就不赞成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他们攻击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及其变法理论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另外，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内部也有人站出来坚决反对康有为以西学、西政为主导的今文经学，其中章太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作为极具影响力的维新变法派旗手的古文经学大师，他极力反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体系，对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予以猛烈的抨击，对其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还有一些对西学有着浓厚修养的学者，如黄遵宪、严复等也反对康有为的孔学思想，甚至包括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和谭嗣同也曾与其师产生过巨大分歧。
因此，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虽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并未能真正赢得民心。康有为杂糅西学和今文经学来构造他的变法理论始自1890年前后，那时传播进来的主要是东传科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较少涉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因此，他所谓变法思想的政治纲领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地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以今文经学为外衣，也引来较大的纷争，“今文经学”是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本身就难具说服力。康有为论证今文经学的方法也过于武断，缺乏科学的根据，他倡导今文经学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而是源自政治的需要。他并不是要创建一种学派，而是要创立一种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理论。因此，他所关注的今文经学的重点在于是否有利于政治变革，而不是关心它的学术价值。康有为倡言今文经学主要不是为了发扬传统文化，而是借着今文经的形式来宣传西学，他是想借着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对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进行自由阐发。因此，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的变法理论采取今文经的形式虽然起到了某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消极作用非常突出。所有这些，都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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