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欲”，冯先生分析道：“假使人之欲望皆能满足而不自相冲突，此人之欲与彼人之欲，也皆能满足而不相冲突，则美满人生，当下即是；更无所谓人生问题，可以发生。但实际上，欲是互相冲突的。不但此人之欲与彼人之欲，常互相冲突，即一人自己之欲，亦常互相冲突。”①在这里，冯先生明确指出了“人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彼此之间的欲望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其各种欲望之间，也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冲突发展的结果，就会导致个体人格的分裂和社会的分裂，从而危及个体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因而，他强调：“如果要个人人格，不致分裂，社会统一，能以维持，则必须于互相冲突的欲之内，求一个‘和’。”（所谓“求和”，就是对各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欲望进行协调。就个体来说，就是对各种欲望作具体分析，将那些急迫的、具有较多实现条件的、合乎当下社会规范的欲望，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而将那些不那么急迫、目前还缺乏实现条件的欲望，暂时放在一边；对于那些损人利己的、违背当下社会规范的“恶欲”，则彻底去除。这样既可以避免自身人格的分裂，又能够实现与群体、与他人关系的和谐，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社会来说，就是对社会众多成员的各种欲望进行具体分析，将那些大多数人的、急迫的、有较多实现条件的欲望归纳提取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各种道德规范和各种制度、政策。然后，用这些道德规范和各种制度、政策，约束、限制人们追求欲望满足的思想行为，从而避免社会分裂，使多数之欲得到满足。很显然，冯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和”，是一种通过各种道德规范和制度、政策的选择、取舍、协调，使多数之欲得到肯定并付诸实践的理想局面或状态。而要达到这种“和”的理想局面或状态，只有遵循“中”的原则和规律。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偏就是正。所以，在这里“中”就是“公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制定各种道德规范和制度时，必须遵循“中”即“公正”的原则和规律，才能达到“和”的理想局面或状态，才能实现多数之欲得到满足的目的。
同时，冯先生还将“和”与知识上所谓的“通”联系起来，提出了评判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问题。他指出：“道德上所谓‘和’，正如知识上所谓‘通’。科学上一个道理，若所能释之现象愈多，则愈真”；同样道理，“社会上政治上一种制度，若所能满足之欲愈多，则愈好”①。据此，冯先生明确提出一个“判定一学说或一制度之真伪或好坏”及“好或真之程度”的标准，即“全视他们所得之和或通之大小而定，亦可说是视他们的普遍性之大小而定”②。这显然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见解。依据这种见解，冯先生还对人性的善恶问题进行了解说。
因为人之欲源于人之性，人之性通过人之欲来表现，所以，对人之性善恶的判定，是与对人之欲善恶的判定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最先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儒家创始者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孔子并没有进行善恶的判定。在孔子之后，先秦儒家重要代表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性中有趋善之欲。先秦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之欲有趋恶的倾向。之后，人性的善恶一直是思想家们争论的一大问题。那么，作为“接着讲”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冯先生是如何认识人性的呢？
他说：“我以为欲是一个天然的事物，他本来无所谓善恶，他自是那个样子。”③在冯先生看来，人之欲本身是一个天然的事物，如同自然界的山水，无所谓善恶。但是，“后来因为欲之冲突而求和，所求之和，又不能尽包诸欲；于是被包之欲，便幸而被名为善，而被遗落之欲，便不幸而被名为恶了”④。这是说，因为“和”的缘故，才有了善恶之分。凡是包含在“和”之内的欲，名之日“善”；凡是被排斥在“和”之外的欲，则名之日“恶”。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善之欲又被称为“天理”，恶之欲则被称为“人欲”。他们强调“天理人欲为根本上相反对”，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针对理学家的这种观点，冯先生指出：“我以为除非能到诸欲皆相和合之际，终有遗在和外之欲，因之善恶终不可不分。不过若认天理人欲为根本上相反对，则未必然。”①这就是说，将“欲”作善恶之分是合乎实际的。而将“天理”与“人欲”（“和内之欲”与“和外之欲”）从根本上对立起来，固定起来，则是不符合实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改善，“和”的面会越来越大，“和较大一分，所谓善就添一分，所谓恶就减一分，而人生亦即随之较丰富，较美满一分”②。冯先生的这种认识是合乎实际的，是应当给予肯定的。我们当前之所以要不断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于不断扩大“和”，不断增加善，减少恶，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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