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收录朱维铮先生的18篇文章，每篇围绕一位晚清时期的学者，论述其主要思想和重要著作。朱先生对每位学者的剖析也体现了其“学随术变”的观点。“学贵探索，术重使用”，把“学问”与“政术”区别开来正是朱先生于90年代时期强调的，而在本书中他也着力于揭露晚清经学史研究中掩藏着的“帝王南面之术”。这是朱先生对晚清学术史解读中的显著特征，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我不是清史专家。早年不时阅读清代学者的经史子论著，无非为了“考史”。二十来年前，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开始介入清学史领域，而且首先以清末民初那段思想学说史为重心。我以为晚清的学术，的确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稗贩的西方古近学说。所谓“西学”，早在利玛窦、徐光启的时代，已为中国众多学者相当熟悉。十八世纪清廷越来越频繁的“禁教”，将它变为潜流，但没有在中国消失，不仅有梅文鼎、王锡阐到李善兰的“西算”造诣可证，更由汉学皖派开山江永对欧洲历史现状的熟悉所透露。我曾在《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一书的代言中，对历史的这个特殊侧面作过简单描述，也不赘述。这里仅想指出，我们的近代史论著，惯以愤慨或遗憾的笔触，描绘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后的“开放”史，在我是不敢苟同的，理由也在那篇代前言中说过。
如果尊重历史，那就不能不承认，在帝国挨了外国侵略者痛打而被迫向列强屈膝前很久，学者们便在呼吁帝国“自改革”。他们的呼吁并非没有“上渎天听”，然而终如泥牛入海。这是谁之咎？且按下不表。但呼吁本身却表明人必自侮而遭他侮的古老格言，至少可称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帝国统治者藐视这类历史经验是一回事，学术界由此“思”而成“潮”的历史又是一回事。思想史学术史重视的当然不是嘉庆、道光之类的庸主，曹振镛、穆彰阿之类权相，怎样“创造”帝国政治继续腐败的未来，而是表征那个时代中国人“觉悟”程度的实况。于是讨论清学史，固然必须注意全过程，但尤要注意转折点。在我看来，种种错综复杂因素交织的清学史过程，恰似18世纪末自称太上皇的乾隆帝死去为契机，出现了转折点。原先似乎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同学术形态，僵死的理学，盛行南国的汉学，源于吴越而在川楚粤海渐成气候的今文学，突然冲突起来。不久，雌伏已久的“西学”，也因中国有人信仰而再度活跃，成为任何学派都不能置诸不理的学术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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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上 变征篇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汉宋调和论——陈澧和他未完成的《东塾读书记》
西学的普及——《万国公报》与晚清“自改革”思潮
“天下一道”论——王韬的“弢园文”发凡
学人必读书——张之洞和《书目答问》两种
使臣的实录与非实录
中 康章篇
康有为在十九世纪
重评《新学伪经考》
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
《訄书》发微
《国故论衡》校本引言
章太炎与王阳明
下 杂考篇
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
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辜鸿铭和他的《清流传》
《中国札记》小引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