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舍勒对伦常行为和伦常共同体的现象学研究》：
比如在中国历史中某个昭示出相关共同体价值的人格，如刘备表现出的“仁”，后世可以在对刘备的行动的解读中将之解读为真正的仁的践行者，也可以在反的方向上将之解读为假仁假义，将他解读为运用某种手段来获得权力的主体。但在舍勒看来，他实际产生出后来的历史效果的行动和他行动本身中展示出的价值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事实历史中的不可测的事件，后者则是从行为本身中展示出的价值人格。所有的这种被共同体所追寻的共同体的价值都有这样的性质，它会在历史中产生，并会逐渐成为在超历史的、仅仅在价值行为本身中显现出来的存在。“在人身上是真实人格和精神的东西，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会在一个无限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摆脱权力以及由历史造成的束缚；它在时间的进程中就越会是无时间的；它在历史的进程中就越会是超历史的；就越会从历史因果性以内的单纯原因和结果的这个角色中解脱出来。”当然，随着人类近现代史的开始，许多价值也并不需要实在的人在其行动中将某种价值展示出来，它可能拥有一种空的想象的载体，它是在一种共同的某种群体的愿景和行动中展示出来的，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名英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恰恰是在一种共同行为中展示的，它不确切地存在于某个特定的个体中。正如此，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民族，是基于文化的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成员的相互认同，正如当代比较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讲，它是基于印刷文字、政治地缘的存在等形成的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
所有的将共同体的伦常价值看作超人格的价值的学说，其错误都在于人格作为最高价值时期悖谬的、隐匿的本性。正如舍勒在他的人格哲学的分析中再三强调：“人格的每个可能价值增长的本质都在于：它从不有意地（willentlich）意指它自己的伦常价值。”正如我们前文分析过，人格存在其本质就是非对象性的，“作为所有可能行为的具体主体的人格之本质（有别于自我、心灵、身体）就在于：永远不能成为对象性的，即使它会仅仅因为一种欺罔而以为自己成为了对象性的”。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个体，总是不自觉地跟随着共同体中的一般的价值倾向而进行着价值的选择，实际上在舍勒看来，这是一种身处在集体人格之中的个体人格对价值的追随，当我们将这个价值剥离出来、单独作为对象看待时，它已经脱离了集体人格的自发生成的视域。将共同体的价值看作抽象的超人格的存在，甚至看不到共同体的价值的理论观点，都是一种遗忘了共同体的价值生成源初地是由人格存在所开启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舍勒坚决地站到了所有的价值都是由人所开创、所有的价值都应该以人为落脚点的一边，坚决反对任何超越人的价值而建构起来的伦理学或哲学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舍勒的理论可以看作是“人本主义”相关学说中的一个支流，是以现象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学说，只是更进一步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人本主义的同时又不掉入个人主义的窠臼。必须注意的是，有着天主教背景的舍勒，其学说不可能是一种与新教有亲缘关系的、带有现代的个人色彩的学说，其理论归根结底仍将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哲学，因此在下文中他对人主义的伦理学进行了批判，仍然将共同体作为个人实现价值的最高场所，试图将个人人格的价值和集体人格的价值辩证地结合起来。
（二）对个体主义伦理学的批判
毋庸置疑的是，与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主流的社会思潮一致，舍勒的伦理学同样坚持一种从个体出发的伦理的和哲学的构建理论思路。这与更早的康德坚持“人是目的”以及海德格尔早期从此在出发、胡塞尔坚持先验主体的构建思路是一致的，只是舍勒将人格作为了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舍勒认为人格是伦理学最终的目标，一切价值的最高载体是人格，最高的善是人格的善。另外，正如我们在本节开头就讲到，尽管舍勒将坚持人格的善作为了最高的善，但是他的哲学伦理学的建构思路仍然与单纯坚持个体而忽视整体的伦理学和哲学思路有区别，他提出了集体人格的概念试图调和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批判个人主义的伦理学时，他主要将康德和尼采作为了其主要的理论上的对手，分别对两人做出了批判。
就康德而言，舍勒将之作为理性主义的个人人格学说的代表，他也将之称为“先验的普世主义”。在康德的道德学说中，康德将个体的自律作为了道德行为的标准。对于个体而言，康德并不认为最高的善中有任何具体内容，最高的善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作为理性存在的先验道德主体无条件地服从自身为自己定下的道德律令。在舍勒看来以自律作为最高善的实现的康德的学说，是一种脱离了共同体的善的实现的理论。康德的道德思想中毫无疑问包含着普世主义的理念，其中理性存在者有着共同的形式性的先验理性结构，实践的普遍性来自理性存在的先验实践形式的一致性。每个个体在纯粹先验层面上的一致，就让道德的主体能够自由地、普遍地在理性主体构成的共同体中进行伦理实践。当然，人类的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以不同方式起源的共同体，有不同的文明形态和民族生活形态，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感性层面上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着客观条件的影响，比如地理环境。但是，在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提高到至高位置的时代，理性的普遍性成为了时代的最高价值。因而康德心目中的最高的伦理共同体是理性的共同体，这个以理性的抽象作为共同体最高价值的整体，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凝聚的、精神性的共同至善，而这只能造就个体在现实中对待集体和政治时的冷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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