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功利主义经济学勃兴畅行之际，欧洲大陆的德国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因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英法要处理解决的问题，在德国引起这些问题的矛盾才刚刚出现。有学者总结，当时德国的落后体现为：经济方面，生产效率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社会方面，独立的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文化上，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市侩风气。青年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德国政治上的落后，如政治统治的专制与世袭等，后来他更多地关注到经济的落后状况。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一切不如人。恩格斯就认为，虽然当时的德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德国当时的文学，即广义的思想文化确实伟大。所以，尽管德国看起来是落后的，但并不影响思想家从哲学方面来反馈资本主义时代。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的思想并不落后，他们是现代社会的哲学的或思想的同时代人。虽然德国是前现代的，但英法的现代性已存在于他们脑海之中，而且他们并非简单地接受。相比于西欧其他现代国家的状况，他们的思想甚至更加深刻，更加超前。因为他们已经用哲学反思现代，预测未来了。文德尔班认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各种思潮幸运地相互汇合，促使它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哲学的黄金时代。我们则认为，在欧洲思想史上，这个时代足以和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苏格拉底至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的巨大发展相比肩。这个黄金时代充分吸收了包含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和功利伦理实践哲学在内的丰富的思想原料，并滋养出了一流的思想大哲。其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无疑是盛名卓著的代表人物。
德性伦理实践哲学的价值和局限、功利伦理实践哲学无畏的进取和滥觞都引起了康德、黑格尔等人严肃认真的思考，对于相关问题和困境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康德和黑格尔充分肯定了他们那个时代出现的启蒙运动及其理性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同时他们清醒又准确地看到启蒙和理性的不成熟对于社会的剧烈冲击和震荡。他们分别以先验理性和绝对理性应对这种局面，体现出他们独特的实践哲学，或者说是对前人实践哲学的改造。需要指出的是，英法的功利主义并非没有理性（如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而是更侧重于人的自然需要、欲求和利益，更侧重于工具理性；德国哲学也并非不讲功利，而是更加侧重精神理性。两者侧重点不同，各有其理论价值，但显然地，我们可以把德国哲学看成对功利主义的理性矫正。这就是康德的道德义务论和黑格尔的国家伦理。
后人指认康德、黑格尔是伟大思想家的同时，又经常给他们的哲学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称谓。所谓唯心主义，就是说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都局限于在精神、意识领域（先验理性、绝对观念）中剖析现实的经验世界。所谓形而上学，就是说他们最后分别建立了宏大而封闭的精神宫殿，改造现实世界的任务终结于这些伟大的精神宫殿。这体现了他们实践哲学的根本缺陷。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后人指责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他们制作一顶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帽子都是不认真、不负责的做法。绕过康德哲学或把黑格尔当成一只死狗，都不会得到好的哲学，而只能是坏的哲学。人们之所以指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仅仅是抽象的思维活动和精神的头脑的风暴，一是因为他们往往忽略了康德、黑格尔理论的针对性——现实功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二是康德、黑格尔的理论确实脱离了德国的现实，但这不能认为是他们的理论缺陷，而恰恰是说明德国更加落后的现实没有跟得上他们理论的前瞻性。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认真探究先哲们精神宫殿的每一块砖瓦（尽管这一志向大于本书的主题和笔者的能力），以发现它们珍贵的价值。这是我们应对前人的正确态度。实际上，康德和黑格尔丰富的实践哲学思想所蕴含的实践理性、历史理性、社会历史辩证法思想、对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对功利主义实践反思的哲学、国家伦理的应对等，无不蕴含着现代社会一个核心的灵魂问题：人的自由及其实现。他们以共和体制和国家伦理为实践路径，并超越了某个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公民的视野和姿态思考整个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从而超越了德国，成为现代国家的理论良心。他们深邃的哲理思想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他们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养分。本部分我们将认真对待和分析康德的实践理性和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丰富的价值内涵。当然，两位先哲的思想也具有他们的局限性，本章所说的对德性与功利的形而上学的改造，是说虽然他们并不否认现实的德性与功利的意义，但他们以先验的理性或绝对精神来统摄它们，这样让德国的哲学总是显得“地气不足”，就像恩格斯所评价的，“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使利益的要求沉默下来。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偏废，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此处，恩格斯所说的原则是抽象的精神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的利益高于原则，康德、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原则高于利益。功利主义是需要矫正的，但他们似乎矫枉过正了。另外，他们的实践哲学更多地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弱的实践哲学”；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更强调通过革命行动来“改变世界”，我们则可以称之为“强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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