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博物馆文库”新近推出的一种。本系列推出的《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中国印刷史新论》等书，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获得读者的高度认可。本书保持了一贯的学术水准，将目光聚焦于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
☆涵盖书籍史、阅读史等多元主题，凝聚国内相关领域前沿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本书涉及的主题包括“出版与新知传播”“出版与文化交流”“出版与商业互动”“辞书与教科书出版”“出版与新文化”“出版与科技知识”“出版与政治活动”等七个方面，从多个角度探讨出版在知识传播上的积极作用。如讨论近代脚注产生的历史过程，讨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传播反响等，视角新颖，内容富有趣味，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方法和视野具有开拓性，以全球史眼光梳理近代新知识的流动线索。本书多篇论文在选题上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推进，如关注加拿大幽默作家李柯克作品在中国的流布以及对林语堂等中国作家的影响，便在打捞新知识的同时，为中国近代幽默文学的形成过程填补了重要的一环。又如考察上海伊文思西文书店的经营历史，还原了近代沪上文化生活的一角。
《清议报》的传播网络与读者群体——以《少年中国说》的“阅读共同体”为例
周旻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并以《清议报》为言论阵地，试图整合保皇维新的政治立场，开展思想启蒙。1900年2月，该报刊行的《少年中国说》成为晚清报刊文的代表作品，亦是梁启超《清议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后，首先被《清议报》《知新报》等保皇派报刊的编辑群体阅读，并在“同人圈”内扩散，读者构成则主要是与康梁持有相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亦有政变后追随梁启超来到日本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等。还原“少年中国”论述的传播路径、接受语境与“阅读共同体”，是考察《清议报》传播网络与读者群体的绝佳个案。
一、《少年中国说》的最初读者
作为报刊文的代表性作品，《少年中国说》以情感迸发的笔墨与理性的逻辑，串联出一幅宏大的20世纪蓝图。而文章中遍寻“少年”而不得、期待来者的心曲，不免让人想起龚自珍在22岁时所写的《送歙吴君序》，特别是他对“入世少年”心境变化的描述：“十八九读古书，执笔道天下事”，信世固有人，“入世五六年”，则不信世尚有人；于天地间求所谓“奇虬、巨鲸、大珠、空青”而无有，“疑十而信一，则是志已忘也”。从“信”到“疑”再到忘却自己的志向、胸中留有“不平”，文中充斥着少年理想落空、后世无奇才的失望情绪。在文末，龚自珍似乎又回到了十八九岁踌躇满志的时候，对自己即将远行的少年友人吴文征寄语道：“倘见有少年孤舟独行者，邮以眂予，予请复往。”如果说此文的情感是由凉转热，那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的结尾所发出的感叹，便是由浓转烈地倾吐出作者的热望：“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还对读者们宣布：自己从此不再是扼腕时事的“哀时客”，而更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
在相似的心境下，两篇文章呈现出不同的情感起伏，这源自梁、龚二人在发声场域、文本载体及对话对象上的差异。龚自珍的文章在私人范围内流传，意在与性情相投的友人交流情绪、互相鼓励。而身处晚清的梁启超，深知“报刊”这一发表场域对自家理念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对此，他不仅不避讳报刊文对古文文体的“侵害”，还再三明确时政论文于特殊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他将文章的时效性置于首位，如《饮冰室文集》的《序》中所言：“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另一方面，则将报刊作为自己传播思想的重要阵地，视其为“传播文明三利器”。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历史预言为一场“哲人畸士之心血沁入报纸中”的“黑血革命”。因此，随着定期、定时的现代报刊《清议报》的发行，《少年中国说》所面对的是晚清报刊媒介中的读者，文中由“少年”“中国”“二十世纪”所组成的意义链条，则进入大众阅读的层面。
这篇文章的最初读者是《清议报》的编辑群体。他们是因与梁启超持有共同的政治立场——保皇维新——而凝聚在日本的一群知识分子构成。这其中，既有康、梁一派的“党内人士”，如康有为、麦孟华、罗普、徐勤等，亦有戊戌政变后，追随梁启超而来的时务学堂的学生。据梁启超回忆，他与弃家从之的十几位学生一同生活，在夏威夷之行前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两个群体虽在理念和立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组成了一个“阐释共同体”。由于与作者共享了相近的知识与思想资源，这一共同体也可视作是“有知识的读者”：他们既是最初的读者，也为后续的读者提供了理解范畴和解释框架，是阅读交流循环中最重要的部分。
《少年中国说》发表后最快，也是最主要的读者反馈，来自“有知识的读者”发表在“诗文辞随录”中的诗歌。文章发表后，该栏目涌现出很多“少年”，包括“同是少年”“铁血少年”“突飞少年”“濠镜少年”等作者。文章刊登一个月后，第三十九册的诗歌栏目出现了署名“同是少年”的《寄少年中国之少年》：
平生聊聊恩仇事，叱咤风云气不平。
肘后印谁如斗大，壁间剑跃辄宵鸣。
元龙豪气犹湖海，小范罗胸有甲兵。
鸷鸟盘空应一击，未容狐兔便纵横。
从标题和署名看，这是针对《少年中国说》和作者梁启超的一则读后感。诗中也以“叱咤风云”“元龙豪气”来表达读完文章后被激起的澎湃之情。但所用的意象，与梁文还存在一定距离，似乎除了感情的共鸣，很难找到“文以致用”的痕迹。
此后的第四十册，有丘逢甲（仓海君）的一首诗：
谁挟强亚策，同洲大有人。
愿呼兄弟国，同抑虎狼秦。
慷慨高山泪，纵横大海尘。
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维新。
这首诗更多地在内容和用词上与《少年中国说》呼应。它的最后一联提示我们，对同人圈的读者而言，“少年中国”意象最初是在“维新”和“兴亚”这样强烈而具体的政治观点上被接受的，若说视其为海外维新保皇一派的宣言书也不为过。这样的阐释，在“铁血少年”的《壮志》、蒋同超（振素庵主）的《感怀十首即示饮冰子》两诗中都有显现，既与其他歌颂维新的诗歌作品共享主题，又提示梁启超的“少年”与政治事业的密切关系，加深了“少年中国”的政治性。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出版文化（代序）
主旨发言
新阅读的资源生产与“文”“艺”类型的形成
《博医会报》与中西医界知识的交流
世界书局教科书的两次竞争与现代教科书市场的型塑
出版与新知传播
启蒙的基础建制——印刷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的国语运动
上海伊文思书店考略
近代科技类译著的相关研究——以陈遵妫译《宇宙壮观》为中心
出版与文化交流
区域文化保育与知识全球传播——香港纳匝肋之家的出版特色（1894—1954）
中国近代东西学书目中科技类译著分类法探究——以《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中译德文书籍目录》为中心
重审殖民媒介——北平日文报刊史料钩沉与近代日人在华新闻事业
晚清外国兵制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从理想走入现实的知识生产——童书译介出版的语境、主体与模式（1919—1949）
出版与商业互动
文学与商业的互动——赞助者视角下的《现代》杂志编译出版活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知方、沈骏声与通俗文学生产
《清议报》的传播网络与读者群体——以《少年中国说》的“阅读共同体”为例
书店之外——略谈晚清上海别发洋行的经营（1876—1900）
清末商业教材应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嬗变——以商业发展为中心
近代上海早期中文商业黄页的出版—— 以《华商行名簿册》（1906）为例
辞书与教科书出版
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语典出版研究
《政法类典》的编译与发行
近代徐家汇教材出版策略研究
专科与百科——民国时期教育学科辞书编刊论析
整合与归类——《中华百科辞典》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
出版与新文化
脚注秘语——近代知识社会变迁的一则注脚
《字林西报》和《大陆报》对李科克幽默文学的传播
“才女”的隐身与“新女性”的浮现——近代译界对新女性的熔铸
“先锋的先锋”——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出版事业
出版与科技知识
清末中国蚕学期刊对国外蚕业科技的引进与传播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立信会计的出版事业与会计知识传播
《证交》半月刊与证券知识在上海的传播
近代出版与社会性别重构——以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为中心
出版与政治活动
战时动员——《大公报》与香港义演义赛（1937—1941）
被规训的写作——东北沦陷时期《明明》杂志的象征意义
《中国能否实行独裁政治》征文集与“独裁政治”认识建构
论蒋介石对《新华日报》党性与人民性的认识
1920年代末的新书业与政党政治——以国民党改组派复旦书店为个案
“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