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历史学博士。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潘岳同志截取中西文明发展史上的“战国与希腊”“秦汉与罗马”“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三个历史时期，从文明、政制、民族角度，对中西文明根性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勾画历史的脉络，起底文化的基因，解密文明的逻辑。很多专家学者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评论，书中撷取28篇精彩评论可进一步拓展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也是文明对话的起点。本书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挖掘中西方各自的“古老价值”，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从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潘岳所说，“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共同智慧，也是当今世界所亟需的智慧。面对全球性的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互相学习，聚焦共同的价值观。潘岳的著作为东西方文明对话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够带领我们来到一方交流思想的天地，就像置身于古希腊人集会的城市广场，帮助我们通过沟通达成共识，通过辩论丰富彼此，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希腊前总理 乔治·帕潘德里欧

潘岳的作品是为我们的时代而作。在书中，他展现了过去两千多年中欧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以及造成如今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根源。我们无须为此遗憾，而应欢欣鼓舞，因为这证明了人类历史、人类经验是怎样的丰富多彩。对历史的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差异的尊重，使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新型中西创造性对话成为可能。我极力推荐此书。西方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或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了解中国，而此书中的观点极具启发意义。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高级研究员 马丁·雅克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和伊索克拉底死后一样，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势发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分裂，三大继承者王国相互征伐，不断分裂独立。这不是因为亚历山大死得早，而是在他没死时，除了推动了一部分欧亚上层通婚外，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过内部政治整合，更没有进行过基层政权建构。

马其顿帝国的扩张方式，是在所到之处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这种“自治”是对留居该城市的希腊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会。在每个新征服的亚洲城市，亚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驻到该城市当总督，只管军事和税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腊移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马其顿的总督们甚至向商人们拍卖转让了收税权。

中国战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方式则完全不同。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放弃民政，只要税收与金钱，不服就派军队镇压，可一时以最小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的财富，但也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强大的时候尚可，一旦中央权力衰弱，离心力就产生了，城市纷纷脱离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亚历山大。因为即便是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他的“绝对王权”概念，只是从一个城邦的角度进行的演绎。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是在他的精神指导下成为政治现实，但他依然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

后人辩解说，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统一国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精神的希腊，在罗马的躯体上得以永存，成为欧洲精神的母体。国家灭亡无所谓，文化永存已足够。

这要听听当时的希腊人民怎么说。希腊邦国灭亡过程中，一大批希腊高级知识分子以人质身份被送入罗马贵族家庭当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在名著《历史》中问道：“为什么希腊不断瓦解，罗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时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仅存精神的希腊，而是一个实体与精神共存的希腊。

◎内文节选2

文明的重拾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后世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不会有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反复试错。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西方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出版说明

第一编 战国与希腊 

第一章 战国 

第一节 百家争鸣 

第二节 集大成者 

第三节 兼收并蓄 

第四节 重识荀子 

第二章 希腊

第一节 伊索克拉底的呼声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回应

第三节 自由与分裂的纠结

第四节 秩序与统一的追求

第五节 封闭与开放的归途

第六节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结篇

第一节 大师的平反

第二节 文明的重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