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吉福德（Barry Gifford），作家，已出版四十余部小说、纪实文学和诗歌作品，被译成二十八种语言；曾获美国笔会、国家艺术基金会等颁发的重要奖项。大卫▪林奇改编自吉福德同名小说的电影《我心狂野》在戛纳电影节上获金棕榈奖。吉福德的《水手的假日》和《幻影父亲》都被《纽约时报》列为年度好书。

劳伦斯▪李（Lawrence Lee），记者，曾获皮博迪奖，曾供职于合众国际社、美联社，以及旧金山的一些电视台，与人合著有《萨洛扬传记》。

译者简介

蒋怡，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译有《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致命尖端》等。

第三章 路

6月，利特尔和布朗出版社拒绝了《在路上》。但过后的那个夏天，供职于维京的批评家兼编辑马尔科姆▪考利写信给杰克，同意他从书里选一段文字给阿拉贝拉▪波特看，后者是西涅图书发行的高质量平装本评论《新世界写作》的一位编辑。自从菲丽斯▪杰克逊没能让这本书出版以来，杰克就愤怒地与MCA断绝了往来，但是考利被书的新奇感打动了，成了杰克的拥趸。他在1954年写的综述性作品《文坛现况》中如此赞扬书稿：

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拒绝服从，发起了一场顽强的叛变——很难说他们反抗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群体并没有制定章程，但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反抗同龄人接受的法律、习俗、恐惧、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套传统……他们经常谈论“地下人”，自称是“垮掉的一代”。发明这第二个称谓的是杰克▪凯鲁亚克，他尚未出版的长篇叙事《在路上》是对他们生活的最佳记录。他们在两个层面上跟大多数传统的年轻人无异：他们不关心政治，即便是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也让他们提不起兴趣，他们在寻找某种信仰，一种会允许他们与世界和平相处的真正的宗教信仰。

马尔科姆▪考利：

我第一次注意到凯鲁亚克，是因为他交到维京出版社的《在路上》的手稿，具体来说是交到在维京出版社工作的我手里。我不记得它是怎么来的了。有可能是艾伦▪金斯堡带来的。那时，书稿已几经易手。在某个阶段，它已经修改过，重新打印出来，等交到维京出版社时，它是按传统的方式编页的。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读完了手稿，我在维京的一次会议上说起它，让两三个编辑也去读了，但是不行，他们不肯出版。我很在意这件事，心里想：“这是全新的东西，应该要出版出来给读者们看看。我们得为它铺好路。”

当时的维京是一家相当保守的出版社，他们觉得我们的销售员不会愿意把这样的书摆在书店里，所以手稿就一直放在我的桌上。凯鲁亚克来找过我几次，我说：“你首先要做的，是找出其中的一些选段，先登在杂志上。”于是我就选了叫“墨西哥女郎”的那一段，给了《巴黎评论》，他们挺热情地接受了。然后我又看看还有哪些选段可以单独发表。那就是关于旧金山爵士乐的一段，阿拉贝拉▪波特把它登在《新世界写作》上。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跟杰克继续碰面，有时候，艾伦▪金斯堡会跟他一起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杰克去城外。我想让他带我去看看格林威治村的新型酒吧，对于那些我完全不熟悉，我已经二十年没怎么回过格林威治村了。他就带我去了。我记得他信誓旦旦地说，五十年后，世界上只会留下两种宗教。我好奇地问：“是哪两种呢？”他说：“伊斯兰教和佛教。”那让我相当惊讶，因为杰克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这是他的本性里最固定的一部分。

所以，我时不时地会跟杰克和艾伦▪金斯堡见面，给他们些建议。我觉得，艾伦想过也许我可以当垮掉派的类似于年迈祖父的角色，可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

……

维京雇了一位新编辑，叫基思▪詹尼森，基思以极大的热情读完了手稿，他有能力和信念让他的策划获得成功。这一回，基思在我的帮助下，让《在路上》通过了维京的会议。最终，书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

威廉▪巴勒斯：

杰克会坐着一连写上好几个小时。手写，全是手写。他会坐在一个角落里，说：“我不想有人打扰我。”我不会去在意他。他不停地写啊写。

凯鲁亚克的写作方法对他而言很管用。那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也管用，因为对我来说就完全行不通。我不以那样的方式写作。我会修改。他总是说第一个版本是最好的。我说：“也许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但对我而言不是。”我至少要改过三稿，稿子才能基本成形。当然，这是沃尔夫留下来的传统。创作的方法也非常相似，就是以极快的速度让语词流淌和写作。

在墨西哥那会儿，他的全套理论都运用得很好。也就是用语词来打草稿，注意语词的流淌，用第一稿——第一次想到的那些词。

新版序

序

第一章 小镇

第二章 城市

第三章 路

第四章 重访城市

第五章 大瑟尔

第六章 阴郁的书式电影

尾声

“杜洛兹传奇”人物表

“杜洛兹传奇”书目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