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革命民主主义最先出现在十九世纪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的同时，它显示着爱国运动的另一条路线。即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使国家独立富强。这就是以最早的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为代表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基础和影响，大家正沉浸在改良派的变法维新的想法中。戊戌变法的失败打破了这种想法，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开始显露了改良派左翼（激进派）向革命派的转化。自立军失败后，就出现了第二批（兴中会是第一批）转向革命的人物，有力地促进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到1903年“拒俄义勇队”事件后，这种革命化的发展就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为1905年革命大同盟创造出思想、组织上的条件。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旗号和领袖的革命派不断成长壮大，革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改良派开始严格划分界限，并展开了斗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论战，其核心是革命还是改良、应否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这一基本课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改良派在理论思想上开始了“倒退”。“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梁启超：《开明专制论》，1903年）由“君主立宪”而转到了“开明专制”。
上面曾经指出，整个改良派思潮是中国近代最先反映近代意图具有进步性质的早期自由主义。它的时代和民族特征是与反帝救亡相联系。他们希望用同统治者相妥协、协调的办法来维护民族的利益，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对下层群众运动表示了明显的阶级敌意。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救亡运动的迅速高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必然出来批判他们。革命民主派与自由主义改良派的分歧和斗争，几乎是近代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条普遍发展规律。它也表现在近代中国。这就是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与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早年嫌康、梁急进，参加刘坤一、张之洞集团，二十世纪初逐渐成为真正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内立宪派的重要领袖）的君主立宪派的理论、政治斗争。
改良派与革命民主派对立的阶级根源，首先是他们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更紧密的联系。中国改良派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与革命派不同，他们大都是封建官吏，直接与封建统治体系和官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依靠。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无处不照顾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思想的根本原则就是在不要根本改变原有统治的条件下来发展资本主义。从冯桂芬开始到薛福成、郑观应到康有为、严复，所有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完全一脉相承地继承着龚自珍、魏源等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路线，一致坚持着反对农民革命的坚决态度，他们在土地问题（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上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作为一个特色，所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改良派的思想主张，虽然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各种大小问题都几乎毫无遗漏地谈到了，提出了许多改革纲领和具体方案，却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改良派任何人物任何论著都从未敢真正触及过，最多也只是一些极其模糊空洞不着边际的空想。例如，谭嗣同认为“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做到均贫富地步”。康有为在其“秘不以示人”的《大同书》中幻想过“公农”和“土地公有”，在《孟子微》等书中泛泛地认为“井田”是“均贫富之法”……。但在他们的整个现实政纲中，却都是主张在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奖励地主和资本家采用新式生产工具和经营方法来改善农业以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这也就是在他们的变法主张中的“讲求农学”的真正内容和实质（参看《盛世危言》《庸书》，康有为《戊戌奏稿》《理财救国论》等书）。他们认为，“土地所有权者，所有权之一种也……当认为适于正义之权利者也”（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