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尚、身份与社会变迁
作为最显著的消费形式之一，服饰在身份的社会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着装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领域，它探究了人们如何出于自身意图理解特定的文化形式：这既包括关于在特定时刻表现得体的外观的强有力规范（也称作时尚），也包括其他种类繁多的选择。作为社会地位和性别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服饰由此有效地维护或颠覆了符号边界，并显示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感知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以及如何协调不同的地位边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服饰也是在公共空间中实现身份认同的主要手段。若以特定时期为依据，那么身份认同的诸多方面（包括职业、区域认同、宗教和社会阶层）都将体现于欧洲和美国的服饰中。每个人穿戴的配饰也极为重要，比如帽子就传达出一种获取社会地位或渴望跻身上层社会的即时信号。着装选择的多样性成了一种微妙的暗示，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类型和社会地位是如何真切地体现在服饰中的。
最近，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了解人工制品的力量，以便践行一种文化“议题”，它往往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社会行为和态度。技术对现代生活的重要介入体现在机械、建筑和计算机（仅举几例）领域中，但它通常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几个世纪以来非技术性人工制品始终在影响着人类行为。作为一种人工制品，服饰通过其强制推广社会身份的能力“创造”着行为，并赋予人们维护潜在社会身份的权力。一方面，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装一样，服饰的风格可以是一种束缚，它（确实）限制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几个世纪以来，制服（军队的、警察的、宗教的）被强行施加于那些所谓志愿者身上，以表明其社会身份。另外，服饰也可视作一个丰富的意义库，它以操纵或重构意义的方式强化人们的能动性。对社会心理学家的访谈表明，人们将自己“最爱”的着装归功于影响其自我表达以及与他人互动方式的能力。
社会科学家尚未明确表述当代社会中的个体如何构建社会身份。最近的理论将人定义为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存在，且现在的人比过去更具流动性，也更少受到约束。当代社会的特征是“后工业”，其文化特征是“后现代”，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与文化的性质及作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在本书中，我将探讨19世纪的工业社会和当代后工业社会中的时尚和着装选择，并将援引法国、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都有区别于其他阶级的独特文化，但同时又与其他阶级共享着一定的价值观、目标和性别观念。在当代“碎片化”的社会中，阶级差别在工作场所中很重要，但在工作场所之外，则未必适用于其他社群的成员，尽管这一差别所依据的标准适用于出身在同一个社群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社会阶级和性别是社会身份最突出的面向，在这些社会中，时尚和着装选择有何不同？相较于那些用生活方式、年龄段、性别、性取向和种族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而言，时尚和着装的差异如何建构了人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表征？时尚传播和着装选择的变化可用以追踪和阐释这些阶级文化中的转变。
服饰与社会变迁：地位、阶级与身份
服饰及其相关话语的变化表明了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及不同社群之间的张力关系，它们以各种方式体现在公共领域之中。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服饰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中，这与服装成本的下降有关，并影响了时尚风格的产生与接受。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的服饰开始变得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定制且合身的着装取代了松垮的长袍，前者的形式通常受宫廷或上流社会的时尚影响。在一些国家，禁奢法令规定了可供不同社会阶级成员选用的面料以及服饰类型。在相对僵化的社会结构中，以着装来协商身份边界的尝试，与20世纪以服饰打破性别边界的类似尝试一样，都是有争议的。
在工业革命和服装的机械化生产出现之前，衣服通常是人们最贵重的财产之一。穷人很难接触到新衣服，即使身上的旧衣服也是辗转多次才到他们手中的，因此穷人很可能只有一套衣服。例如，1780年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被捕的278人中，只有28人有一套以上的衣服。那些有钱人则将自己的大量衣物视作有价值的财产形式，它们也是所有者去世时其亲人和仆人所应继承的财产。布料是如此昂贵且珍稀，以至于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货币形式，并经常取代黄金而成为获取服务的支付方式。当资金稀缺时，衣服就会随着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典当了。
在前工业社会，着装举止极为确切地表明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服饰不仅揭示了社会阶级和性别问题，还经常显示出职业、宗教信仰和原籍等。每个职业都有特定的装束。在一些国家，每个村落和地区的着装在不同时期都有着自己的变化。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社会分层对着装举止的影响也产生了变化，对阶级和性别的表达变得优先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本质上可以通过职业等级予以理解，职业是支配财产和其他经济资源的指标之一。特定职业的服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职业类型的着装，以及在某个组织中代表特定等级的制服。区域认同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19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中，社会阶级归属是个体身份最突出的面向之一。社会阶级之间着装举止的差异体现了工业化社会阶级中的人际关系特征。中上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社会“鸿沟”是巨大的。在19世纪末，下层阶级占据了这一时期人口的绝大多数（法国为73%，英国为85%，美国为82%）。这一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主要借助工人阶级为中上阶级提供服务的方式予以实现，而这种联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手工艺者、商人（通常是男性）和仆人（通常是女性）。
即使在19世纪，服饰在工人阶级的家庭财产中也还是占据着很大比重。在法国，工人阶级男性通常会在结婚时买一套西装，并希望能穿一辈子，以用于各种场合：礼拜天教会事宜、婚礼和葬礼。年轻女性及其女性亲属则一般会花几年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嫁妆，这是她为未来家庭所做贡献的重要部分，其中就包括她将会用上数十年的衣服、内衣和床上用品。在英国，贫困家庭还以省钱买衣服为目的组建了俱乐部。相对而言，工人阶级很难买到衣服，而上层阶级却轻易能买到很多衣服，因为正是上层阶级创造了时尚。因此，其他阶级成员如果想拥有时髦的外表，就必须效仿上层阶级。
到了19世纪末，衣服变得越来越便宜，因此下层阶级也变得很容易购买到。作为率先被广泛接纳的消费品，有时服装对穷人和富人而言都是一种享受。年轻的工人阶级女性往往会把工资花在时装上，而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女性也会把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买衣服上。
服装史学家的结论是，服装在19世纪得到民主化，因为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接纳了相似类型的着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社会结构的特性，这种转变在美国才最为显著。但19世纪工业化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不完全相同。由于在阶层等级制度中地位相似的群体往往共有独特的、可以定义生活的经历，阶层等级制度的性质变化可以通过着装举止而变得可见。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其特征是高度向上的流动性。托克维尔对1840年时美国的评价是，“在任何时候，仆人都可以成为主人”，这显著地体现了当时民众的态度。19世纪美国女性对时尚的痴迷归功于高度的“地位竞争”，它源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追求成功的普遍努力，名义上的贵族的匮乏，以及大多数美国人的朴素历史”。讽刺的是，尽管美国对向上流动的期望高于其他国家，但流动性的实际水平并非如此。
19世纪下半叶的大量移民使得美国的着装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移民们一到美国，就换下自己的传统服饰，以此作为摒弃原有身份并建立新身份的手段。由于东西部之间的内部迁移，美国也经历了高度的地理流动，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新的地方建构了身份。而法国同样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变。巴黎处于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最前沿，同时也是国内移民的中心，因此对时装有着极高的需求。相比之下，对于巴黎之外的城市以及仍囿于传统文化的农村社区而言，那里的人们无力效仿巴黎，也很难买到新衣服。
时尚似乎赋予了个体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特定时期着装的某个方面。必须将时尚和着装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看，通过推行制服和着装规范，它被用作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与上个世纪相比，尽管男装变得更为简约，但随着制服在行政组织中的蓬勃发展，工作装的差异越来越大，并以此体现了组织等级制中的层级结构。在工作场所，社会阶级的差异通过制服和着装规范而变得日益明显。
20世纪以来，随着成衣在各个价格层次上的大规模扩张，服装逐渐失去了经济意义，但并未失去其象征意义。廉价服饰的推广意味着那些财力有限的人可以寻求或创造个人风格，以表达自己对身份的认知，而并非模仿那些最初售卖给有钱人的服饰风格。尽管过去也偶尔会有工人阶级的街头风格被记录下来，但只有到了最近的五十年，街头风格才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工人阶级内部亚文化的代表。从理论上讲，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实际上都可以接受时尚，无论是选择自己创造用以表达自己身份的风格，还是直接采纳服装公司所创设的款式。
既然时尚的本质已然发生了变化，那么人们的应对方式也就随之改变。19世纪的时尚标准很明确，即被广泛接纳的外观。伴随着当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分化的性质，当代时尚也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凯瑟、长泽和赫顿指出，“着装的‘时尚’风格与个人外观的复杂范围和多样性……导致了市场选择范围界限模糊的混乱状态”。因此，对服饰的选择反映了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互相理解方式的复杂性。
将19世纪的时尚理论化：阶级文化与符号边界
时尚与着装行为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是齐美尔所提出的时尚变迁理论，该理论认为时尚是社会底层模仿社会精英的过程。在写于20世纪初的这部著作中，齐美尔描述了时尚在19世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具有相对鲜明的阶级文化。齐美尔时尚变迁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时尚首先为上层阶级所接受，然后才被中下层阶级所采纳。地位较低的群体通过效仿地位较高群体的着装来获取地位，并由此启动了一个社会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位较低的群体相继接纳了不同的服饰风格。当一种特定的时尚波及工人阶级时，上层阶级已经形成了新的风格，因为之前的风格在普及的过程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因此，地位最高的群体将再次寻求新的时尚从而让自己与众不同。
尽管齐美尔认识到，一部分引领潮流的人是已经成为演员或交际花的工人阶级女性，但他仍然因强调上层群体在引发时尚扩散过程中的作用而遭到批评。另一些人则认为，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群体更渴望接纳新的风格，并以此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从而将自己与下级群体区分开来。而地位最高的群体，由于自身的显赫地位是有保障的，是建立在财富与继承权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相对而言对最新的时尚并不关心。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模式有助于解释某些社会阶层的时尚接纳者的动机。
齐美尔的理论假定新的风格将被广泛接纳，但对于19世纪的阶级社会而言，理解时尚本质至关重要的是谁会或谁不会接纳新风格的问题。时尚是否主要在这些社会的上层循环？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了时尚的风格？19世纪的中产阶级观察家们往往从自己的社交圈中总结经验，并夸大了工人阶级广泛接纳新风格的程度。杂志和报纸上的中产阶级评论人士则从某些特别“显眼”的人（如工匠和仆人）的外表来得出他们对工人阶级着装的看法。那些社会地位较低、与中产阶级接触较少的人是否不太可能接纳新的风格？尽管服装史学家声称，服装在19世纪实现了民主化，但处于劳动阶层的人实则并不会以表面化的方式效仿中产阶级的全部装束。
布迪厄的阶级再生产理论和文化趣味理论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如何在高度分层的社会中对文化商品和物质文化做出反应。他的理论表明，时尚的传播过程比齐美尔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布迪厄将社会结构描述为复杂的阶级文化系统，它由一系列文化趣味和相关的生活方式组成。在社会阶级内部，个体会根据阶级的趣味和举止标准来判断文化产品的适用性，进而完成对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追求。文化实践（包括文化知识以及评价、欣赏文化的关键能力）是从儿童时期的家庭和教育系统中获得的，它有助于实现当前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在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且最具声望的文化是上层阶级的文化。精英们拥有“一种权力，它可以设定趣味被赋予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条件”。中下阶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使其无法完全融入上层社会的趣味。与中产阶级相关的文化产品消费往往需要用到工人阶级无法接触到的态度和知识。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工人阶级男性的趣味是以该阶级的“必要文化”特征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服饰应该实用耐穿而非美观别致。那些步入中产阶级的人需要效仿该阶层的着装行为，但由于并未接受过充分的社会化和教育，他们很难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品味与优雅。
布迪厄的理论有助于解释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维持的，但对于理解人们如何应对急剧的社会变革则不太有用。他强调，对文化评估标准的获取往往源自儿童时期和教育体系，这也就表明了这些标准和文化趣味的变化相对缓慢。对社会区隔不断竞争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的稳固而非变化。19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预期的提升以及信息的开放，都使得工人阶级男性更为积极地参与到了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中去。人们对他们自己作为公民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开始以新的着装风格来表明自己对社会地位变动的看法。总的来说，随着社交网络的扩展和社会联系的日趋多样化，人们很可能会接触和采纳新的文化形式。
时尚史通常会向我们讲述特定时期流行过什么，对于过去普通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实际穿着却往往难以得出定论。对此，另一位社会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对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家庭展开了研究，这项工作由此成了重要参考对象。勒普莱对理解19世纪阶级社会的特征很有兴趣，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将会减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际交往，并以牺牲道德情操为代价强调物质价值。他对家庭进行个案研究的目的是全面了解每个家庭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该家庭所居住的社会环境。他和他的助手们收集了关于家庭财务状况的大量信息，并详细列出了这些家庭所有的资产和财产（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全部衣物的完整清单和每件衣服的费用）。他们在1850—1910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案例研究，这为考察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独特资源。这些研究惊人地接近于英国社会学家朗西曼所说的对“密集的纵向民族志的诉求，其中观念的不同面向都被置于阶级实践的背景之中”。
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其他信息来源则包括美国研究人员（如卡罗尔·赖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针对家庭预算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与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着装选择相关的信息。服装史学家所挑选的照片展现了人们看待自身及其着装的独特洞见。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