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本章主要对制造业空间布局和城乡空间结构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明确国内外关于制造业空间重构及城乡空间结构演变研究的重点，奠定本书的研究基础，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1 制造业空间重构与城乡空间结构响应的时代背景
1.1.1 体制转型与空间演变的全球背景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着巨大的经济、社会等体制的转型，体制转型已经成为当今众多学术领域研究的国际化语境，体制转型与空间演变更是国际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张京祥等， 2007）。当前存在着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经济体的舆论，认为发达经济体的积累体制已经经历了由福特主义体制向后福特主义体制的根本转变，“资本主义城市”正处于向“后现代城市化”和“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之中（图 1-1）。尽管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新空间秩序”存在争议，但西方学者仍试图寻找这一过程的独创性（Wu，2003a，2003b）。
图1-1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转型（Wu，2003a，2003b）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体制转型之中，但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从社会主义制度向后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就中国而言，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政府职能、工业生产组织模式、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等方面的诸多转变，同时经济主体也向多元化发展，这些无疑从根本上改变着我国城乡发展的动力基础，成为城乡经济社会形态变化和城乡空间结构重组*重要的塑造力和演进动力。城乡空间结构作为城乡经济社会的环境载体和空间投影，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我国城乡空间结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政策事件的强烈作用下，由行政型简单、同质、封闭演变为市场型复杂、异质、开放的格局。作为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下城乡空间结构演变无疑是全世界*为理想的研究范本。体制巨变的俄罗斯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因缺少渐进式改革过程、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衰退而难以动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早已制度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的城乡空间结构理论没有也无法解释体制变革对空间演变的作用机理。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基本事实，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城乡空间发展演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下城乡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极富特色和创新的重要课题。
1.1.2 经济体制改革下企业空间组织的机制转变
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的制造业工厂。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量极其有限，绝大多数企业为国家所有，少数企业为集体所有。自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且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工厂数量急剧增加，企业所有制类型呈现多元化，外商投资企业被准许设立工厂，更重要的是非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已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指令管理、简单经营、僵化的生产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导向、多元企业主体自主经营、充满活力的生产体系。
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的空间组织机制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以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能在计划机制中通过政府行政指令得到配置和使用，城乡土地的使用服从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规划，国有、集体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决策权，企业生产的空间布局配置在中央政府的部门经济规划中完成，而地方政府仅是中央经济规划的执行者。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制度变革，这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所有制改革和分权化改革。1987年开始的土地市场化改革引入了市场化的企业空间组织机制，虽然国有企业的空间布局仍依靠政府行政指令配置，但处在国家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资源配置方式控制之外的新兴所有制经济 ——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繁荣发展，这些市场的自发力量依照市场机制进行空间布局。此外，分权化改革后，决策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特别是市级政府），强化了地方政府作为城乡经济开发与组织者的角色，国家经济规划中的具体开发项目被地方政府组织的综合项目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规划中的行政指令逐渐消失，地方政府更多地通过“退二进三”、开发区建设等产业空间政策以间接的方式对企业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总体上，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了企业空间组织机制发生根本转变，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空间重构*重要的演进动力。
1.1.3 制造业空间重构是城乡空间结构演变的主导力量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提出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加快工业发展”的战略（黄金平， 2016），开始了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建设。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外，我国绝大部分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制造业生产活动作为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占据了大量的建设用地，并以其为先导带动了居住、仓储、交通用地向外扩张，在客观上搭建了城市建设的骨架，对城乡空间结构演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应运而生，多元所有制企业主体发展异常活跃，同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引发了企业地域空间配置方式的变革，制造业空间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的传统产业空间模式转变为多元所有制企业主体在中心城区外围不同级别的开发区、产业园区集聚的新型产业空间模式。制造业空间的扩散与郊区化不仅在宏观上决定着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强度、方向和模式，而且在微观上也促使城乡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的空间重构不可阻挡地对整个城乡空间结构形成巨大的影响，引发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响应变化。制造业空间在城乡空间结构演变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目前我国处于工业社会时期的基本事实，决定了制造业空间重构是当前驱动我国城乡空间结构演变的主导因素。经济体制改革下制造业空间重构的研究，特别是城乡内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区位行为研究是从微观视角解读我国体制变革下城乡空间演变过程机制的重要内容。
开发区、产业园区是以城市为依托，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的特定区域，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空间形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国国家和地方不同级别的开发区、产业园区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已成为新时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增加税收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其与城乡空间发展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与常规状态下城乡空间结构自发渐变的方式不同，开发区、产业园区建设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强力推动建设的，具有土地开发规模大、建设进度快的特点，其引发的城乡空间演进具有整体性、计划性和高效性的特点，成为推动城乡空间结构演变*具活力的空间单元（张弘， 2001；钟源，2007）。
1.1.4 制造业空间重构和城乡空间发展的理论与策略需求
当前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及其空间重构正迅速地改变着城乡空间的面貌，引起了城镇加速扩展、土地利用格局以及城乡功能等的诸多转变。制造业空间重构的过程既有理性的改进，也出现了“开发区热”、制造业空间无序蔓延等现象。由于市场力量的强劲介入，加之政府的企业化倾向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规划的管制和指导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大量建设，大量的农业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长期大规模、粗放式地经营使得一些开发区在极度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隐患，引发了一系列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土地资源失控、大量耕地闲置撂荒、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和策略作指导以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制造业空间布局与城乡空间发展结合起来，探索现阶段体制变革背景下制造业空间重构及其城乡空间结构响应的过程与机制，制定正确的空间发展策略，有效地推进要素良性运作、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促进制造业空间与城乡空间协调发展。
1.2 制造业空间布局研究历程
1.2.1 制造业空间布局相关研究
1. 制造业区位影响因素
制造业的区位行为并不是随机的，是对可能区位比较择优的结果（Wu，2000）。制造业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小化成本来确定区位的经典韦伯工业区位模型（Weber，1929；Stahl，1987）。之后 Isard（1956）将经济分析框架引入韦伯工业区位模型中。 Losch（1959）则指出企业将会在获得利润*多的区位投资并强调市场机制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古典区位论关注经济因素，主要从降低成本（运输成本、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利润和集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Hansen，1987；Wu，2000）。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万能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之后的区位行为学派提出，受区位决策者获取信息和运用信息能力的影响，区位选择只能是有限理性的（Pred，1986）。古典区位要素在制造业的区位选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其对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制约（He et al.，2007）。在当代，制造业的区位影响因素已经扩展至劳动者技能、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因素被引入企业区位的分析中，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为目标的政府干预在制造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Will，1964；Bevan et al.，2004）。政府干预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补贴、管理规定和其他法律措施等（Will，1964；Jones，1996）；对一些产业提供直接的政府经济援助、税收优惠或补贴将有助于吸引这类企业在特定的地区布局，相反，对特定产业部门征收高税率将对企业的集聚有驱散作用。近年来，各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发展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和要求，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Stafford，1985；Jeppesen and Folmer，2001）。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学者通过大量实证，主要从资源、成本、市场、集聚经济和制度因素五个方面对制造业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Kim，1995；Ellison and Glaeser，1997；Amiti，1998；Krugman，1980，1991；Venables，1996）。
近年来对制度因素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关注是新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作为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的经济体，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在我国制造业区位研究中尤为重要（常跟应， 2007）。当前，探索制造业区位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大致包括区位模型分析和访谈与问卷调查分析这两种方法。区位模型分析主要采用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数量回归模型和 Logit模型等多种数学方法研究企业的区位影响因素， Gong（1995）、Wu和 Yeh（1999）、Wu（2000）、Cheng和 Kwan（2000）、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贺灿飞等（2005）、张华和贺灿飞（2007）、毕秀晶等（2011）、Zhang 等（2013）、Wei等（2013）学者均采用过此类研究方法对不同城市、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因素进行研究。
2. 城市制造业空间布局
20世纪中叶，北美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制造业在中心城区集聚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开始试图对制造业的空间分布进行调控，将其向郊区迁移。自 20世纪 70年代起，发达国家城市制造业开始以加速度大规模空间扩散和郊区化，城市内部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演变的研究开始逐步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这类研究*早可追溯到 S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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