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科学问题与理论基础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人口总量约14.44亿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口空间分布是各类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科学配置的基础，是制定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的前提，也是政府实施空间调控和编制各类规划的重要依据，关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局，对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2]。
人口的“一双手”代表劳动和创造能力的供给，“一张嘴”是对食物及生存的需求，这是人口发展的两个基本逻辑，其长期受自然资源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中短期受制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政策等[3]。人口空间分布，作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复杂系统的关键一环，一直是管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关注的重要领域。西方学界的研究，*早追溯到Ravenstein改善生存条件的“七定律”迁移法则[4]。此后，关于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日益丰富，但不同学科对人口空间分布及其迁移的解释角度存在差异。例如，新古典主义和发展经济学分别基于人力资本效益及劳动力行业效率差异解释人口迁移[5-7]；行为学派从社会结构研究人口迁移行为[8]；地理学家从资源环境承载及就业等经济活动提出人口均衡分布格局[9-11]等。
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过程，有着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户籍管理制度背景，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人口理论和研究语境。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自然地形格局，决定了人口东密西疏的“胡焕庸线”呈现相对的长期稳定性[10，1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现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是1950～1960年的三线建设和知识青年下乡，人口向西部、东北的全域及中东部乡村地区扩散，缓解了东部城市就业和食物压力，但也导致西部生存环境恶化和生产效率低下；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背景下，沿海快速工业化和世界工厂扩张带动中西部乡村人口向东部城市迁移，民工潮汹涌，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城乡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发展格局加速建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加速转型，主体功能区及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等战略深入实施，以“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为主体的改革开放战略布局持续优化，同时也出现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等新情况，我国人口迁移与空间布局面临新环境，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1）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加快人口空间布局重塑优化。受经济发展、就业岗位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体制明显松动，产业变动、城市化进程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使得人口迁移活动空前活跃，中国进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流动期[13-1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明显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充分”和“均衡”地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导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之2020年开始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明显转变，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制定并实施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主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涵盖24个省份和港澳地区，截至2019年底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4%。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部崛起战略等的实施，使由地理区位为主要制约因素的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差异和人口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逐渐改变，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布局发生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为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打造为国内大循环连接国际循环的重要节点提供了难得契机。经济活动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弱化人口流动动力，人口分布格局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的重塑和优化[15-16]。同时，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放开三孩等政策的相继实施，也对区域人口自然增长产生较大影响，这既影响了区域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可能通过人口流动影响其他地区的人口格局。
（2）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全面转型驱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多元化。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新格局的同时，也对区域增长溢出、社会公平发展以及资源环境利用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区域经济格局带来迁移人口空间极化，已成为学者的共识[17]。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实现新型城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口户籍政策、城乡二元分割的存在，对人口流动产生了严重制约。受此影响，《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全国超过2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2019年我国提出推动1亿人口落户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城镇化建设是应对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背景下的重大举措之一，新型城镇化是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中国内循环的*大潜力所在[18]。在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镇建设格局背景下，人口迁移意愿呈现多元化特征。人口迁出原住地和人口定居在流入地是人口迁移的两个过程，其中城乡收入差异是引起人口迁出原住地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口流动模式由个人到家庭式流动的转变[19]，公共服务供给成为影响人口定居在流入地的主要原因。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区域产业结构、房价等因素也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的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重要因素[20-21]。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经济导向、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下的人口居留时长意愿呈现出以下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短期居留意愿高、永久居留意愿*低，中西部地区长期居留意愿高，而诸如东北等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成为永久居留意愿*高和短期居留意愿*低的区域。随着我国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构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下的人口迁移意愿将在以经济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导向的影响下呈现多元化特征，进而影响人口空间布局的变化。
（3）城市群与都市圈成为人口集聚主要阵地。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城市集群化发展的显现，城市也从“单兵突进”转向“抱团发展”，宏观政策制定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国家*城市群规划的先后获批，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22-24]。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空间主体，肩负着经济发展新格局背景下的重大使命和任务，既是人口、生产要素等集聚的主要区域（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以11%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40%的人口，以核心城市为极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也是构建我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的关键所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和都市圈规划的进一步落实，使城市群和都市圈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战略核心地位逐步强化。我国人口红利弱化背景下的区域人才落户、人才竞争趋势逐步凸显，放宽落户限制、城市群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提升和经济效益使城市群、都市圈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阵地。此外，人口流入也将提高城市群、都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双向驱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为63.89%，处于城镇化中后期阶段[25]，城市群人口密度大、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人口向城市群内各城市集聚和扩散的流量大[26]。城市群差异化的发展水平对人口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对人口的集聚效应更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迁移活跃，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迁移倾向活跃程度低于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27]；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群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呈现出核心城市集聚、周边城市扩散的特征[26]。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逐步推进的进程中，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仍将呈现以城市群、都市圈为热点的主要布局特征。与此同时，东部产业调整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使部分人口反向流动回中西部，乡村人口开始回流；大城市因公共福利强和就业岗位丰富，人口集聚*快，中小城镇则相对停滞。人口极化与分散并存，对区域城乡协调及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4）大中小城市发展差异与人口空间均衡分布。区域发展不仅受资源禀赋、政府宏观调控等的制约，也受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28-29]，合理的空间结构成为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30-32]。在经济发展、城乡收入、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和政策导向等的影响下，城市规模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并通过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关系，空间结构过度集聚或分散都会对区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保持合理的空间结构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32-34]。总体而言，中小城市建设滞后，城市功能缺失[35]，大城市在医疗水平、教育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强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的大城市对人口空间布局的集聚效应显著，如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水平越高，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越显著[36]。此外，高铁等交通设施对人口密度大的大城市而言，人口扩散效应更为显著，从而实现人口向周围区域的疏散，并助力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张；中小城市人口密度低，高铁对城市人口分布的集聚效应强于扩散效应。当前，中国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空间格局正日益完善，城市群也成为支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形态[23，32]。对于人口规模超过14亿的大国，摩根士丹利预测城镇化率将从2019年的60%提升至2030年的75%③，大规模人口流动必将带来城市群空间结构重构，也引出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引导要素布局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首位城市集聚还是在大中小城市均衡布局[23，32]。
（5）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驱动下的城乡人口流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促进农村地区全面发展为落脚点，人口城镇化重在引导农村人口流动，实现农村人口市民化，城乡融合发展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和乡村真正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减少农民数量、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提高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推动但不只依赖农业现代化发展，实施城乡融合发展，调整农村单一产业结构，打破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障碍，实现农村全产业发展是另一重要途径。城镇化发展带来城市人口增加、农副产品需求增大，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社会分工细化、促进产业结构向大力发展服务业转变，而城乡融合发展下的农村地区成为全产业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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