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绪论
**节 积极行政人格研究的意义
一、行政人格研究的必要性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行政人员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成为国家治理各项工作的重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强调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应对“新时代”之“大变局”。这一关键性转化离不开相应主体对制度优势的合理运用。“制度优势一旦被执行者所掌握并加以有效运用，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力量。”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党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在具有相应能力的群体当中，作为国家制度主要执行主体的政府行政组织无疑至关重要。政府行政组织既是实现自身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主体，也是引导、协调公众、第三部门和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制度效能的核心主体所在。因此，政府行政组织自身职能的发挥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管理的效能固然取决于机构的合理设置和职掌分明，层级控制的管理体制，更重要者，它更取决于公职人员群体集体的奋发努力、精诚团结、热诚尽职，共同的合作。”②质言之，“有什么样的公务人员，便有什么样的政府，用人以治事实为国家为政之根本”③。因而，无论是在静态的组织结构中还是在动态的管理实践中，要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都离不开行政人员的积极作为。行政人员以事实上的行政主体角色承担着政府公共行政的具体职能，并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能。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模式交替，加之反腐力度加大，部分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受到冲击，其行为缺乏确定的遵循，其心理处于空白期、恐慌期和焦虑期，其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很快地适应新环境。这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要求行政人员具备更加积极的行政人格；另一方面，行政人格冲突紧张，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导致“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消极行政行为以及行政人格异化倾向，背离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方向。
那么，如何使行政人员成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如何增强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国家治理制度优势的现实转化？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早在《行政学研究》中便提出以下问题：如何使政府官员和公共行政人员具有一种服务性人格和性格，用良心做好服务，使为社会服务成为其“*普遍”“*珍视”“*崇高”的“兴趣”，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去例行公事？④毫无疑问，人类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人及人格问题仍然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如何体现公共治理的服务性，如何提高行政人员的服务能力并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些都考验着行政人员群体。作为行政行为执行过程中的主体因子，行政人格也要因时制宜，紧跟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节拍。在法律制度不能有效约束行政主体的公共领域，恰恰需要运用伦理力量和道德准则来唤醒行政人员的行政良心。因此，我们要充分注重发挥行政人员在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的主体性作用，了解行政人员的行政人格并塑造合乎时宜的积极行政人格，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进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二）回应健康中国下行政人员心理健康维护诉求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必须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 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大的特点在于将“人”视为目的本身而非手段，而这里的“人”*先是公民群体，亦包括公共行政人员自身。因此，行政人员亦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所应关注和关怀的对象之一。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其第二篇第五章第三节以“促进心理健康”为题。翌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2019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则明确提出要“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通过多种举措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由此可见，心理健康作为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应有之义。
行政人员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对其心理健康状态的关照和提升则亦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范围之内。如果说这个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或个人只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就可以优先追求个人利益*大化，作为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群体以及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则是那少数的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竞争加剧，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治理风险剧增，舆论及公众等民主监督力度不断加强，中央及地方反腐力度加大 行政人员的系统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使行政人员可能出现不良心理表现。一般而言，积极寻求适当的帮助有助于及时排解负面情绪。相比于其他不具有公共属性的职业从业人员而言，行政人员更容易囿于自我职业身份的特殊性，“出现不良表现时，他们并不愿意寻求帮助”⑤，特别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因此，行政人员这一群体更容易长期累积非健康心理情绪而产生多种心理问题。有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务员中29.3%的人存在心理问题。在所有心理疾病患者中，有10%是公务员，远高于其他群体”⑥。《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中，一项涉及9000多个样本的调查显示，“有1/3到一半左右的公务员群体处于中高水平的焦虑、抑郁和压力状态中”⑦。从行政组织层面而言，这些心理问题的存在不仅会降低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效率和质量，出现懒政、怠政，还可能造成公共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底线的失守，导致违纪违法，败坏组织风气；从行政人员个人而言，这些心理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其日常工作生活的精神面貌，严重而又得不到有效干预时，则会造成个人精神的崩溃，甚至可能使其产生自杀倾向与行为。近年来，一些官员自杀的报道偶见报端，其覆盖层级广泛、领域更加多元化、形式多样。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抑郁症”已成为一个高频词。导致行政人员抑郁的原因中（如晋升压力大、责任压力大、受腐败的牵连等）可见行政人格异化的影子，如过分看重个人职业晋升、行政能力不足、行政道德不足与行政行为不端等。无论是从行政组织层面还是从行政人员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塑造积极行政人格，促进行政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为其行政履职提供内在支撑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书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在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对行政人员行政人格塑造的高位期待与社会转型期间的行政实践场域中，探寻积极行政人格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生发机制。根据研究目的，本书研究主要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
**，通过文献研究，明确行政人员积极行政人格的概念内涵、结构及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在文献研究和叙事研究等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寻行政人员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机制。
第三，探寻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行政人格广泛生成的可能路径。
（二）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解决研究问题，本书研究主要遵循“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
**，从“历史途径”出发，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回溯、评析、反思与借鉴，提出积极行政人格的概念、内涵特征、构成要素；结合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构建新时代积极行政人格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寻找本书研究的“经验途径”，即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探寻积极行政人格的实践表征形式。
第三，从“分析途径”出发，对行政人员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机制进行归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公共行政为精神内核，从心理学视野的社会角色理论、个体人格理论着眼，分析历史条件、组织环境、个体内部因素对其行政人格生成和发展的影响，从中提炼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机制。
第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分析，从个人、组织、社会3个层面出发，探讨促进积极行政人格生成并持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三）研究设计及实施
1. 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主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对不同社会阶段的行政人格样式及内容进行历史回溯，并对当下的行政人格进行现实剖析；另一方面，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把握积极行政人格的本质和生发机制。结合本书研究的具体问题和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具体研究方法，以期更深入地阐明研究问题，达到研究目的。
**，文献研究法。对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先需要对与之相关的种种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总结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以此为研究基础展开后续的研究。遵循“历史途径”进行文献研究，系统地梳理政府治理及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并以此为背景，在总结和分析已有的行政人格（特别是积极行政人格）类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学人格理论的新进展—积极人格理论，基于中国的国情提出“积极行政人格”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与维度进行理论推演。此外，通过文献研究多层次考察行政人格的历史条件及其文化根源、制度规约及个体心理的能动性，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实证研究法。立足于积极行政人格的文献研究，将行政人员的行政实践生活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情境中，采取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调查研究方法，总结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现状、群体差异、生发机制等。具体而言，运用自编的积极行政人格问卷，调查分析当前行政人员群体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状况，如总体水平、各子维度的水平等；基于差异分析，进一步比较和总结不同性别、年龄区间、政治面貌的行政人员群体，在积极行政人格生发状况上的差异，总结影响积极行政人格生发水平的显著性人口学统计因素；运用段文杰等开发的性格优势问卷（中文长处问卷CVQ-96），调查并分析行政人员的个性性格优势特征及其对积极行政人格生发的影响作用。*后，通过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收集行政人员的个性特质、早期生活经验、职场实践等信息，从中挖掘和提炼影响行政人员积极行政人格生发的多维度影响因素。
2. 研究步骤
本书研究的实施程序基本分为文献查阅和梳理、研究设计、文献梳理、实证研究、整理撰写五阶段。
**，文献查阅和梳理阶段，是早期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后续研究设计和实施的基础，也是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内容。
第二，研究设计阶段。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设计，进一步明确研究的目标和问题以及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研究积极行政人格生发机制的价值意义。
第三，文献梳理阶段。基于文献研究，梳理中国社会演进中的行政人格立项与现实，结合已有行政人格的理论研究，提出积极行政人格的概念、基本属性和结构、实践立场等内容。
第四，实证研究阶段。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包括积极行政人格的问卷调查研究、行政人员性格优势的问卷调查研究、行政人员生发过程的质性研究等。
第五，整理撰写阶段。整合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就行政人员积极行政人格的培育提出优化对策。
第二节 行政人格概述及理论基础
一、行政人格概述
（一）行政人员
1. 行政人员的定义
一般认为，行政人员就是指公务员。从内容上讲，“公务员”的前身为文官和官吏，但在古代这个使用较多的则是“官吏”一词。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源于英国的文官制度，“文官”一词由英语“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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