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神话
我很晚才开始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明白自己对很多人意味着什么。其实直至今日，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很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阿喀琉斯或圣女贞德的影子，可我并不是他们。我只是一个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且毫不恐惧的人罢了。或者说，我只是尽力不向恐惧妥协罢了。我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自律且冷酷（正是我的自律和我遭受过的巨大痛苦让我变得冷酷）。可也仅此而已。我不想背负起那些并不属于我的责任，所以我并不希望人们把我看作一位斗士，或是圣人。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被误解。然而一直以来，误解无处不在。我对自由的信仰常常被人们误解（在我看来，自由并不意味着混乱或放纵；我也不断对阿莱科斯说，自由首先是义务，其次才是权利）。人们误解我的“无政府主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应该是神圣而优越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能够管理好自己，不侵犯、杀害他人，不窃取他人财物。人们还误解我的独立。因为他们不明白，我怎么能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拒绝与左派或右派同流合污，以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人们爱我，却并不理解我。而我也同样不能理解那些围绕在我四周的兴奋与喧嚣。我不喜欢被一步步推上神坛，不喜欢被崇拜。我不过是一个害羞、腼腆、执着于独处且不爱交际的人而已。我不相信神话，尤其是关于我的神话。
做一个孩子并不幸福（节选）
我在佛罗伦萨成长、学习，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我的父母很穷。父亲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单是支付作坊里三四位师傅的工资，就已经把收益消耗得一干二净。父亲是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因此在政治上也受到了迫害。这种条件显然不可能让我拥有舒适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但它教会了我什么是纪律，让我知道生活绝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冒险。
当时，我的周围是战争、墨索里尼、贫穷，还有父母的责骂。我的屁股上会时不时地挨一顿板子，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不，不，不！我的童年一点意思都没有，做孩子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与所有暴政统治下的时期相同，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闻业。幸好还有地下组织秘密发行的报纸，真实的报道才得以幸存。而我有幸生在一个反法西斯家庭。父亲是佛罗伦萨地下组织的首领之一。在我九岁还是十岁时，某一天，我发现一份报纸。报纸上说的和我在学校里整日听到的完全不同。（大家也都明白，在专制统治下，学校也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上面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两个刽子手。我拿着报纸找到父亲，问他：“这是什么？”父亲回答说：“一份说实话的报纸。”我接着问道：“所以它才不在报刊亭出售吗？”“是的。”我如此震惊，如此愤怒，以至于忍不住大叫：“总有一天，我要为那些说实话，而且在报刊亭出售的报纸写文章。”（这是别人日后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当时确切的情景……）
我的英雄（节选）
我在童年时期认识了很多英雄人物，因为我有幸成长在一个光荣的时代。我与他们相识来往，如同男孩子们收集花花绿绿的邮票；我与他们玩耍，就像女孩子们与布娃娃为伴。这些英雄们，或者说我认为的英雄们，充溢了我生命中大约十一个月的时光：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德军占领佛罗伦萨期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对勇气的崇敬、对牺牲的信仰，以及对惧怕的惧怕臻于成熟。
我每天都能见到我的英雄们：在家中、在街上、在乡间。那时的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已早早地抛弃了一切幻想，变得冷静、现实。我不会对任何事情置若罔闻或轻描淡写：每一次看见我的英雄们，我都知道这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后一次相遇。我爱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献出我的生命：不再期盼盟军的到来，也不再渴望白面包和巧克力。我对他们尊崇备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如一颗珍贵的宝石，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盟军第一次轰炸佛罗伦萨时炸错了地方。他们原定的目标是德军用来运送武器和军队的铁路，可最后炸弹却落到了临近的居民区和多纳泰罗广场颇有年岁的公墓中。那是英国人的墓地，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就埋葬于此。轰炸开始时，我和父亲就在圣母领报大教堂附近，离多纳泰罗广场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为了躲避轰炸，我们跑进了教堂。谁能体会到轰炸来临时的那种恐惧？每次炸弹落下，教堂坚固的墙壁就如同暴风雪肆虐下的树木般一阵颤动。
第一部分 用佛罗伦萨方言表达，用佛罗伦萨方言思考
第二部分 工作，旅行
第三部分 爱与自由
第四部分 写作这个职业
第五部分 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