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时期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
《阿迪利兄弟》讲述了阿迪利和他的邪恶兄弟——姆维伍（嫉妒）、哈西迪（憎恨）之间的故事。邪恶兄弟虐待阿迪利，最终受到惩罚。首相（遥远）被派往贾尼布（附近），与总督商议税收。其间，他发现阿迪利在外屋养了两只猴子，且不断折磨他们。当心善的国王（建议）听到这个暴行，便将阿迪利与他的猴子召上法庭。阿迪利遂向国王讲述他经受的巨大磨难。两只猴子是他的兄弟，当他们还保持人形时，在一次造访异域的旅途中，将阿迪利推下船。阿迪利被一只精灵鸟救起。她变身为蜈蚣时被猛蛇追逐，阿迪利曾救过她一命。精灵鸟将阿迪利送回航船，下咒将两个恩将仇报、怀恨在心的兄弟变成猴子，以惩罚他们为人时对阿迪利的极度残忍。精灵公主命令阿迪利每日夜间对他们施以酷刑，如果阿迪利不能实施惩罚，公主的愤怒将会降临在阿迪利头上。阿迪利迫于无奈，只能每日痛苦地对兄弟施刑。听完讲述后，国王主动介入，代表阿迪利和他的邪恶兄弟请求宽恕。国王的书信与建议在精灵皇廷被讨论，阿迪利从苦难中解脱，悔过的兄弟也变回人形。这部作品表达了作家在历史现实方面的意图，即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领导阶层提供了一种极为人性化的发展选择。夏班进步开明的抱负、其艺术才能和超常的语言知识都被用来教导人民改良进益，教他们接受道德与伦理准则——即便是以一种相对抽象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不能与人道主义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相分离。这种思想体系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思想体系中，尤其是在尼雷尔的宣言中获得典型的表达。夏班对于人的理想、道德、伦理准则的观念以及对于社会的理念，三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有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徐徐铺陈，密切地与坦桑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理想相联系，与《阿鲁沙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自给自足设想是完全契合的。
不可否认的是，夏班的乌托邦想象仅是基于某些现实问题的淳朴理想或愿望，真正面对现实时却发生了更复杂的变化，这种理想化的解决手段很可能失去效用。这些理想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夏班并非一个政治家，他的社会构想无法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治理机制。《想象国》中人物的各方面都易使读者联想起民间故事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性格一成不变，呈现极化特征，缺少人物思想行为处于具体环境中的复杂性与动态特点。夏班表达的理想型社会呈现为一个静态的画面。这样一个社会由地方性的、无具体历史时期指涉的半封建、半自由贸易元素组成，而夏班的努力只是对这些元素加以理想化，使之成为一个更新的、更人性化的结合。这种社会理念的本质是对人民的关切，有时甚至并不顾及人民自身的要求或意愿。在某些方面，这些社会理想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坦桑尼亚的社会现实相重叠。这些社会理念在获得更多的实践、政治和策略经验后，在此后的乌贾马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有所体现。在《可信国》中，夏班的理想社会有一个被视为完美典范的领导者，在其周围紧密团结着具有不可动摇的道德品质的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全无冲突。这样的社会只能存在于一个无阶级社会。但夏班显然感觉到现实与理想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具体历史条件带来的可能性与实现想象中完美的“可信国”的不可能性之间的矛盾。这从作品的文体、文本意境，亦即作品的文学特征上可以看出。与其更早期和更后期的作品相比，这里的描述更浮夸、更模糊，对问题采取过度的说教风格，结果使得作品语言显得过于沉重，甚至粗暴。这些乌托邦小说是夏班对小说形式的创新应用。倒叙手法的使用和对未来意象的勾勒，是作者在叙事实践上的实验，这使其在同时期的本土作家中独树一帜。在夏班的后期作品中，关于社会机制运作的观念有了一种更具体、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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