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区是转型期内大城市快速扩展背景下，城市外向拓展的唯一空间载体。是城市要素扩散与乡村要素集聚的互为渗透、相互影响的混合区域，是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具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
本书在面对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实际国情以及经济体制转型中多元利益群体分化与博弈的现实情况下，将大城市边缘区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从大城市扩散中边缘区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特征与发展趋势的角度，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有关理论，综合运用比较研究、原型分析、实证研究、归纳逻辑总结等方法，对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单中心规划机制展开了剖析，以武汉市为例，循序渐进阐述了传统规划机制的成因和弊端，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边缘区规划机制变革的方向；并从管理组织架构、决策机制、实施机制等方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了边缘区多中心平衡的规划机制构建框架及其主要内容，提出了以下主要思考。
1）通过国内外大城市空间扩展中边缘区的形态阶段演变特征的比对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边缘区规划机制的内涵和发展规律。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元主导规划机制所暴露出来的某些日益明显的公平和效率缺陷，所导致的城市边缘区空间无序蔓延与混乱发展。总结了其发展演变在空间、政策、管理、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寻根求源，只有找到引起这些问题的内在运行机制，才能真正解决规划失效的本质，仅仅依靠规划技术方法的改进是无法突破现有束缚，必须转换思想，另辟蹊径。
2）基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要求，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理论，重新认识和探讨了转型期城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内在运行轨迹。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制度非均衡向均衡转化的变迁理论，总结了边缘区规划机制形成中所具备的初始均衡——中期僵滞——末期创新——新始均衡的四个循环螺旋上升的内在演化阶段特征，分析了城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态势。阐述了现阶段规划机制的变革，只有从规划制度的外生变量制度环境以及内生变量制度结构安排和实施措施二个方面，方可构建一个运行良好、效率高效的规划机制。对于协调城市边缘区中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降低社会总体交易成本，真正实现边缘区空间城乡统筹发展目标将发挥关键性作用。
另外，针对边缘区空间拓展中的多元主体分化的现实问题，通过“单中心”与“多中心”理论比对分析，提出了基于乡村社区自主的多中心平衡规划机制可以在特定范围内、特定阶段时期中，弥补传统政府一元主导模式的不足；明确了通过协调市场环境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明晰产权权利约束，可以大大降低规划行为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有效保障乡村地区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进一步改善并有效发挥规划调控的实质作用。
同时也进一步阐述了以“多中心”理论为背景的多中心平衡规划机制是转型期实现边缘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它可以充分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打破传统公私部门之间必然的界限，避免了现实运作中公私两极分化的弊端，为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的效率配置提供了有机的契合点，也有利于引导市场行为满足日益多元化公共利益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它在规划过程中，重视发挥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公众作用，通过制度内外的机制创新，将过度集中的规划组织结构体系和决策程序予以变革，将权力向体制内的基层机构和体制外的社区自主组织和公私联合的公众管理组织转移，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元化规划管理模式，使传统失衡的规划机制行为重新找到平衡点，向公平与效率的目标迈进，促进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以现状问题为导向，按照制度经济学还原问题本原的制度分析方法，分别从规划制度的理论和武汉市实证研究层面予以解析，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的多中心平衡规划机制框架体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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