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年生），保加利亚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狄德罗大学荣退教授。克里斯蒂娃为后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创立互文性理论与贱斥理论，学术成就卓著，享誉全球学界，屡获人文社科重要奖项与荣誉称号，如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87）、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98）、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2004）、德国汉娜▪阿伦特奖（2006）、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司令勋位（2015）与大军官勋位（2021）等。其著作有《符号学》《诗性语言的革命》《恐怖的权力》《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中国妇女》等四十余种。

◎  译者简介

陆观宇（1998年生），学者、译者，牛津大学罗德学者，现于牛津大学陂柳书院（Balliol College）攻读希腊与拉丁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此前于伦敦大学高等学院瓦尔堡研究院取得文艺复兴文化、思想与艺术史硕士学位，于复旦大学与伯明翰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学位。目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15、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与思想史，亦对文艺复兴修辞史、20世纪艺术史论史、女性主义思想史与中文翻译史有研究兴趣。

《献给外人的托卡塔与赋格》

外人：扼在我喉咙深处的怒火，将澄澈搅浑的黑翼天使，行迹晦暗，深不可测。仇恨的化身、他者的象征，外人既不是我们慵惰的家庭假想的受害者，也不是带来城邦一切罪恶的闯入者。不是正在进行的天启，不是为了安抚集体而亟须消灭的近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外人栖居在我们身上：他是我们身份被遮盖的一面，是毁坏我们处所的空间，是融洽与同情分崩离析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认出他，我们就不必在他的身上憎恨他。这个被称作“外人”的征状，恰恰让“我们”一词显得破绽百出，甚至毫无可能。他开始于我对自身差异的意识出现之时，结束于我们相互视作亦敌亦友、同属集体的外人之刻。

我们能否既成为外人，又感觉幸福？ 外人让我们赋予幸福新的概念。在本原与奔逃之间：一道脆弱的界线，一种暂时的平衡。稳重、尚存，有时显得确凿，这种幸福却是倏忽即逝的，如火一般，只因燃烧而闪烁。外人奇特的幸福，便在于保持这种永恒的短暂、这种短暂的永恒。

人们说，你的笨拙有着魅力，甚至有着肉欲，让追求者争相赞美。没人指出你的错误，以免伤你的自尊；然后错误没完没了，最后也没人在乎了。可你发觉这多少也让人不自在：有时候，紧皱的眉头或是盘旋的一句“再说一遍？ ”却感觉是在说“你也成不了我们”，是在说“没必要这样”，是在说“我们也不傻”。你也不傻。你只是深信，若是你不辞辛劳、不惜光阴地练习着这门属于他人的语言，幻想着终有一天能够完美地习得它，能够达到天知道怎样的理想水平——而不再因为自己不守承诺的出身，暗中流露自己的失落。

然而，在法国做外国人，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因为你的与众不同不可挽救，永远无法令人接受，你便成为着迷的对象：人们留意你，人们说起你，人们或是痛恨你，或是爱慕你，又或者两者兼具。然而，你并不是平庸而无关紧要的存在，不是张三李四。你是问题，是欲望：人们对你或是褒扬，或是贬斥，永远不是中性的。当然，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外国人引发的经济或政治困难都用行政途径加以解决，往往伴随着不可控制的爆发。可是“SOS Racisme”只存在于法国，也只在法国才有对《国籍法》多少还算公正客观的举国反思。

《天选之民：选择陌生》

既然所有人都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爱人如己”的训诫不仅适用于直接的邻人，即同宗同族之人，更适用于“[神]所爱之人”；“正如对以色列人而言，爱邻人如爱自己，此语同样用于外邦人”。

信众吞噬着外邦人，将其同化，融入自己宗教道德法则的保护之下，同化者与受同化者均遵守这一法则。在这些宗教理想之下，吞噬者的幻想秘而不露，而这些幻想可能引起的愧疚之感，也被排除在外。此外，在宗教专属的道德理想的保护下，受同化的外邦人却以“复本”之名，从信徒的自身内部加以影响——永远地让信徒在“低贱”之中、在“过度”之中、在“法外”之中辨识出自己，刺激着他完善自我的动力。如果大卫也是路得，如果君王也是摩押人，那么他的命运则永无平静之可能，而他将永远探求着在自身之中迎纳他者、超越他者。

《凭什么权利算您作外人？》

人权， 还是公民权？

汉娜·阿伦特勾勒出这一冲突的谱系，却也描绘出其堕落——极权主义由此而生；而这一冲突，也体现在现代社会对“外人问题”的解读中。外人问题的困难在于，区分公民与人是在作茧自缚：为了确立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的人民所专属的权利——即使是最具理性、最具民主意识的国家，难道不也必须将这些权利与非公民区分开，换言之，与其他人区分开吗？这一举措意味着，我们多少算作公民，就多少能算作人；而不是公民的人，不完全算是人——这是最极端的后果。在人与公民之间，有一道疤：外人。如果不是公民，那外人又能算作完全的人吗？ 如果不享受公民的权利，那外人又有人权吗？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赋予外人一切人权， 那么在我们夺去其公民权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呢？

有人会问，蜂拥而至的外来劳工大煞法国郊野的风景，扑鼻而来的烤羊腥膻大倒芝兰之士的胃口，而有色族裔的少年罪犯之多，更是让人将外人与犯罪画上等号，你却要远赴思想与艺术的高阁，归根结底只是为了解决非常实际的，乃至庸俗的问题，这又有什么用呢？

《普遍性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

民族自豪感向来不乏《方方郁金香》式的狂热与“吹擂”（gasconnades），在大革命时期更是具备了恐怖主义的特征。我们或许应该思考，这究竟是对卢梭式的民族主义彻底的歪曲，还是它的必然后果。无论如何，《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的爱国主义是从属于人权的普遍性之下的。因此，在卢梭的《致达朗贝尔书》（1758）的引言中，他自称“日内瓦公民”，却同样写道：“自由与真理，这是人的首要职责。人性、祖国，这是他首先所爱的。如是有任何特殊的考虑让他改变这个顺序，他便犯下过错。”

就弗洛伊德而言，虽然他只介入精神病学的领域，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他与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联，便无法了解他的贡献。通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内蜷于心理之中的奇异不再被视作病症，而是在人类假定具有的统一性中融入一种既属于生理又属于象征的他者性，而成为同一的一部分。此后，“外人”不再是种族，也不再是民族国家。“外人”不再被颂扬为隐蔽的民族精神，也不再被贬斥为理性礼仪的搅乱者。怪怖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外人——我们是分裂的。

弗洛伊德的意图在于区分由审美经验所引起的怪怖与在现实经验中感受的怪怖：在他着重强调的作品中，正是因为话语塑造的整个世界都是虚构的，奇异性便失去了效果。童话便是如此，被普遍化的艺术手法让我们完全无法在符号、想象与物质现实中做出比较。因此，这种手法便中和了怪怖，而将被压抑者的回归变得逼真、令人接受、使人愉悦。就像是说，绝对的童话——绝对的升华——以及与此相反的绝对的理智——绝对的压抑——是我们对抗怪怖唯一的堡垒。除非它们在为我们免去奇异性的风险与乐趣的同时，也为此带来终结（liquidateur）。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译者序

我们自身的外人

献给外人的托卡塔与赋格

希腊人：在蛮人、迁客与乞援者之间

天选之民：选择陌生

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流亡的良药与朝圣

凭什么权利算您作外人？

这场“形形色色”的文艺复兴

启蒙与外人

普遍性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

实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