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潭综合实验区革命老区发展史/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福建卷》：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曾焕乾亲自策划下，“暴动计划”一步步顺利推进。意外的是，海上游击队的紫电一号船由泉州返航，至长乐松下海面，遇狂风沉没，5名队员罹难，隐藏在船上的一批武器也沉人大海。此一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暴动计划的实施。正当此时，国民党涵江党办服务社一艘商船停泊码头，陈书琴见机会难得，动起夺枪的念头。在尚未得到曾焕乾明确指示的情况下，陈书琴、林祖耀等6人伪装成县自卫队员上船检查。不料，陈书琴上船后，发现船老板还未到船，枪、款均无踪影，又不知船老板何时回船，怕夜长梦多，便顺手取了一袋子钱后撤退。船老板回船得知情况后，大为恼火，便向林荫告状遭抢一事。林荫震怒之下，先是撤了自卫队长游世杰的职务，接着又将事务长洪通华、分队长杨建福和卫队陈孝仁、高名祥等人，予以免职、贬职、调离。林荫由“码头事件”的发生，意识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存在，在加强警戒的同时，积极清查内部，抓捕可疑分子。事件发生后，曾焕乾批评了此举的严重错误，决定暂停武装暴动，让骨干人员尽速转入地下隐蔽起来。遵照曾焕乾的指令，中共福长平中心县委的驻地东张灵石山据点立即转移，各联络点也随之关闭。由于中共福清县委书记陈振华的叛变，保安队重兵搜查灵石山，烧了地下军指挥所住所。而中共平潭工委书记吴秉瑜，在接到隐蔽命令后，正打算悄悄离开平潭，却被警察局秘密逮捕，与林光福一同被押上哨船准备填海处死。所幸当晚狂风骤雨，哨船班长游天聚不敢冒着大风浪出海，计划次日再处。凑巧，林维梁的货船与哨船邻近，游天聚与林维梁又有亲戚关系，趁吃饭机会，林维梁上了哨船，见到吴秉瑜。吴秉瑜示意去找警察局内线林徽梅救援。林维梁离船后，于当晚赶往玉屿村报信。次日吴自寿带着村里乡绅和村民几十人来到县城向林荫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吴秉瑜。岚华中学部分学生也加入请愿的队伍。林荫本想秘密处死吴秉瑜，却未料弄得满城风雨，引发旅外学生、教界人士的愤怒与谴责。在吴自寿等一些在政界有影响的人士的积极斡旋下，林荫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释放吴秉瑜。
在“码头事件”之后，林荫又因接连发生的“劫药”“劫粮”两案，愈加气急败坏。他一方面联手福清保安队，“围剿”中共平潭指挥部；另一方面派出秘书林杰，密赴台湾，请求台湾省政府，协助抓捕经营震球商行的平潭籍中共地下党员。
震球商行于1946年5月创办于台湾省基隆市，高飞为经理，徐兴祖为副经理。1947年5月，城工部闽江工委在台湾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徐兴祖担任副书记。时值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福建省委在组织不断发展扩大后，遇到最大困难是经费支撑。徐兴祖获悉后，与其他商行领导议定，以革命大局为重，凑足黄金30两、白糖7000斤、自行车15辆，交给中共闽江工委负责人带回福州。当年8月，林荫爪牙林杰秘密潜人台湾后，即向台北警察局提供密报材料，要求警察局核查户口，并亲自出入台北、基隆、淡水等地探查，终于发现王诚、陈孝仁的行踪。王诚被捕后，翁绳金、张纬荣顿感事态的严重，当即通知徐兴祖、郑杰，召集高飞、王韬等人，就商行事务及人员撤离等事项作出紧急安排。按照分批分期撤离原则，翁绳金、徐兴祖、高飞、王韬等先后按原计划撤回大陆。基隆宪兵、警察包抄震球商行，一无所获，只有周裕芬因外出办事未归无法接到撤离通知而被拘捕。
1947年12月，翁绳金、张纬荣、徐兴祖、高飞等人，从台湾撤回后聚集于福州，等待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此前，中共闽浙赣省委在福州高湖村开会，任命曾焕乾为闽北地委常委兼城工部部长，所属福州地区城工部组织由林白（闽侯人）管辖。同时决定成立直属省委的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五县中心县委，当年12月，在连江东岭杞坑村宣布正式成立，林白任书记，林克俊、郑云耕、徐兴祖、郑杰、翁绳金为委员。下设闽清工委，郑云耕任书记；东岭工委，郑杰任书记；连江县委，翁绳金任书记，翁强吾为副书记；闽（清）、连（江）、罗（源）边区工委，徐兴祖任书记，林逸森任副书记。平潭地下党工作由曾焕乾改为林白统一领导。1948年1月，徐兴祖、郑杰、林逸森到职后，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即在连江的小梅洋、牛项村，组织千人农民武装队伍，在30多个村同时举行暴动，打土豪、分粮食，其声威影响到以东岭为中心的方圆百余里的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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