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限度
庄子在《逍遥游》中借助大鹏描绘了一种豪放、浪漫的自由——“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表达了自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高远志向。
庄子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李白有诗云：“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这是超越神仙的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裴多菲的心中，自由是何等的珍贵。
古往今来，自由是多么令人向往，堪当“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无数仁人志士为自由而歌，为自由而搏，为自由而战。然而，无论我们把自由想象得多么美好，完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谁能一生自由，谁又拥有过绝对的自由呢？自由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诸如习俗、物质、时代、制度、法律、道德、组织、责任、能力等。
《礼记·曲礼上》中有言：“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避讳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要求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要“改读”或“换说”。因为避讳，也闹出许多典故和笑话。
五代十国时期，君主频繁更替，但有个铁打的宰相——冯道，关于他的名字有一个笑话。有一天，冯道命门客给他讲《道德经》，而书中开篇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门客为了避冯道的名讳，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苏东坡有个婢女，唤作春娘，才貌俱佳，东坡被贬黄州时，竟然以其换马，春娘责问东坡道：“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诗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言毕，春娘下阶触槐而死，东坡甚为怜惜，悔之晚矣。
在上古母系氏族社会，母亲受到尊敬和崇拜。而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受“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受“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礼仪的约束，能享有多少自由呢？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白居易的《卖炭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卖炭翁身上衣服单薄，寒风刺骨，却宁愿忍受严寒，希望天气更加寒冷一些，可见极度的贫困已经禁锢了人的心灵，禁锢了人的美好愿望。众生不得不负重而行。因为，生而为人，身系责任，来自家庭的、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责任，往往也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即便负重前行，那么能走多远？腾挪的空间多大？这取决于人的能力大小。
自由在哪里？习俗、时代、物质、制度、法律、道德、组织、责任、能力等，这些互相交织，进而搭建出一个框架，自由就在这个框架里。这个框架的空间越大，自由的空间就越大，自由就越具活力，越具创造力。突破了这个框架，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坠落，也可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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