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研究背景
一、高技能劳动力迁移是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是影响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关键议题（蔡昉，200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迁移带来的人口机械变化成为各地区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口和城镇化的发展（王桂新等，2012；蔡昉和王德文，2003）。劳动力迁移是人口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塑造世界人口格局、影响人类聚居形态变迁的重要驱动力。宏观层面上，劳动力迁移已成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是人类发展机制的重要参照部分，也是劳动力市场要素互动的经济投影（Smith et al.，2016）。微观层面上，人口迁移是迁移者实现自身乃至家庭目标的主要方式（Bernard et al.，2020）。后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得益于其劳动力红利（蔡昉，2001）。20世纪70～80年代，改革开放与放松人口流动管制等政策及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实施、落地，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由此成为中国*深刻的社会变化之一（Gu et al.，2019；Liu and Gu，2020）。劳动力迁移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及区域关系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且近年来规模趋于扩大。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既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规律的反映，也是改革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迁往城市的阶段性特征体现（蔡昉，2001）。这两股合力导致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春运高峰等跨省人口流动和其他由迁移引起的社会现象（简新华和张建伟，2005；宋洪远，2016）的出现，造成深刻的社会影响。
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是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古恒宇等，2019a）。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1亿人。尽管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仍然很大，但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连续三年下降，这表明流动人口城镇化进程加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末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较2010年末增长88.52%。如何促进进城务工流动人口达到完全城镇化以推动流动人口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我国需要建设有序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是一项关键举措。因此，流动人口未来的户籍迁移趋势及迁移动力受到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
从结果上看，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了卓越的成效。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率攀升明显，1990年至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6.41%提升至63.89%，已经突破60%的大关；另一方面，2010年至2020年，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4.17%提升至45.40%，也呈现出跨越式增长。尽管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取得长足增长，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即使在2020年，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18个百分点，这表明仍有大规模的迁移人口处于流动或半城镇化状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力迁移过程中“流动人口难落户”的问题。如何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转化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难题。解决该难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劳动力由短期流动向长期迁移的转移。对于学术界而言，在“十四五”期间，需要更加细致化的研究，厘清劳动力迁移的新格局和驱动因素，全面提升劳动力户籍城镇化率。
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要求关注高技能劳动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对总体劳动力迁移趋势的把握，更要求对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人才）迁移流向的判断，尤其是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步失势、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及低生育倾向的当下，关注和把握高素质、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区域迁移规律，将成为未来合理优化全国城镇化布局的关键。如图1.1所示，2000年至2015年，尽管人口中大学学历占比和高技能劳动力 占比均有所上升，但直至2015年末，大学学历占比人口仅突破10%，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则仅突破6%；至2020年末，具有大学学历人口比重超过15%，但仅达15.47%。即使假设所有人才均已经实现城镇化，城镇人口中的高技能人口数量仍然相对偏少，远落后于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率。下一阶段，如何优化城镇人口质量，提升人口素质，巩固城市流动人口治理水平，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问题（方创琳，2019）。
二、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是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Lucas，1988）。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技能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强调“顺应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新趋势，发挥城市创新载体作用，依托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推动城市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意义，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国自1999年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高等学校扩招步伐加快，从供给侧提升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学历人才数量激增。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后，进而引起了高技能劳动力（人才）规模的急剧上升。2020年末，中国高学历（大学）人才数量达到21 836万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5%。与2010年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总体来看，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地区创新能力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学者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呈现紧密耦合态势（Lao et al.，2021）。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人才集聚驱动创新发展的新格局，在未来的城市间乃至国家间的竞争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程度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先决因素。引起区域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原因有二：一是本地高等学校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和培训（Rowe et al.，2013；Qian，2010）；二是区域品质提升吸引外来高技能劳动力落户和就业（杨开忠，2019a；古恒宇和沈体雁，2021）。目前来看，学界针对高等学校和人才集聚的空间布局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然而关于高技能劳动力（人才）迁移机制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初等阶段。在新型城镇化推进、户籍捆绑日益放松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的跨省、跨市、跨区县大规模迁移必然成为趋势，其引发的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异质性也值得被讨论和研究。要更好地了解中国未来地区经济走向，就需要深刻学习和认识高技能劳动力在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迁移与集聚规律。
知识经济时代，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是提升地区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新动能”。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减少，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指出，“努力适应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演进，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着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应用型、高技能、高素质大中专毕业生和技能劳动者，提高新增劳动力供给质量”。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目前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驱动创新发展格局仍然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程度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性。已有文献指出，东部沿海地区和少部分中部地区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而大量的中西部地区是“人才荒漠”（武荣伟等，2020）。人才分布的不均衡也导致了创新产出的不平衡，这显然不符合区域均衡发展的宗旨（古恒宇和沈体雁，2021）。第二，从数量上来说，进一步筛选年龄和工作状态后得到的中国高技能劳动力规模则相对很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未达1/10，这显示出继续进一步提升区域高技能劳动力规模的迫切性。无论是重塑高技能劳动力再分布的经济地理，还是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都亟须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这个角度入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律的把握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密钥”（杨开忠，2018）。
三、新时代中国高技能劳动力迁移和集聚的新逻辑：地方品质
新常态下，由于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调整经济发展逻辑，提升发展质量，需要强调人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重要作用，而人才集聚本质上是地方品质的驱动（李在军等，2020）。地方品质驱动发展由我国经济学家杨开忠在中国区域科学年会的报告中提出（杨开忠，2017）。2019年，杨开忠给予了新空间经济学更为丰富的定义内涵，认为地方品质是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逻辑（杨开忠，2019a）。进一步，学界将地方品质引入理论模型，嵌套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提出了新空间经济学的概念（张骥，2019）。新空间经济学将空间中不可移动品 与服务称为地方品质，具体包括私人消费服务的数量多样性或品质，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杨开忠，2017），实体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及制度基础设施所决定的获取这些服务的速度（李在军等，2020；古恒宇和沈体雁，2021）。
事实上，“quality of place”（地方品质）的概念*早由著名学者Florida（1999）提出，并对这一概念加以丰富拓展。然而，Florida更加强调区域的“3T”，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包容度”（tolerance）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Glaeser等（2001）虽然未明确提出有关“品质”的定义，但是从交通可达性、区域服务、消费、城市景观等角度细化了区域品质的内核。此外，Clark等（2002）则主要从城市设施场景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品质。总体上看，上述所有因素都可以被归纳为不可移动要素。不可移动要素通常代表要素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不可分割的要素组合，包含区域服务、开放程度、舒适度、文化、消费等多个方面。因此，广义上的区域（城市）品质可以被定义为一切不可移动、不可贸易品的组合（杨开忠，2017）。空间经济学逻辑认为，在运输成本日益下降、电商日益发达的情况下，运输成本导致的产品价格差异将被进一步压缩，因此决定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将由原本的区域经济差异转变为地方品质。
新空间经济学进一步认为，由地方品质引起的人才集聚会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驱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将进而驱动种类更多、质量更高的地方品质集聚，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区域发展逻辑（图1.2）。此外，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地方品质提供会加速外来流动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也会因为人才集聚而从需求侧促进地区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本书对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研究需要着重考虑地方品质因素的作用机制，同时，也需要解释地方品质因素和传统的经济因素对高技能劳动力迁移和再分布影响的作用机理差异。
四、作为跨学科议题，目前中国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研究存在的不足
早在19世纪，Ravenstein（1889）就提出了劳动力迁移的七条法则。Zipf（1946）、Todaro（1969）等随后从新古典及迁移体系的角度对劳动力迁移进行了解释。20世纪末开始，劳动力的迁移问题逐步成为一个交叉学科的前沿问题。例如，区域经济学、空间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的文献均关注这一研究议题。其中，高技能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中具备更高人力资本的部分，对地区发展产生更加不可替代的影响，也受到了相当一批学者的关注。从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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