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虎队女兵》：
一、学生时代
1．我的父母兄姐
我的家乡昆明，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1921年11月12日，我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当时，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都特别喜欢我。母亲曾经笑嘻嘻地告诉我一个小秘密，我出生时，父亲为了我起名字之事整整琢磨了半个月，最后决定起名“张凤岐”。母亲说，“凤岐”二字来源于一个典故，发生在周朝将兴盛前的陕西省岐山县。典故是这样的：岐山有凤凰栖息呜叫，人们认为凤凰是由于文王的德政才来的，这是周朝兴盛的吉兆。所以，也以凤比喻周文王。陕西省岐山县是周朝的发源地，也叫西岐。当时《竹书纪年》中还记载：“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鷟鸑呜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我听了直点头。从母亲那里我还知道，外公陈肖普是个读书人，《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背得滚瓜烂熟。不仅如此，外公还是云南著名的书法家，有很高的书法造诣，到了89岁高龄还挥毫不辍。父亲张兰也很有才华，曾参加过清末科举考试，在云南省城，一举中了秀才。辛亥革命后，父亲在云南省法院谋得一个小职务，为了全家生计，每天起早摸黑地忙碌，46岁那年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当时，医疗条件很差，肺结核几乎是绝症，连医生都直摇头。病情日复一日严重的父亲，只得拖着病躯继续操劳。即使再辛苦，他也不会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记得有一次，他分别把孩子们叫到床边谈话。我见到哥哥姐姐从父亲房间走出时，神情都十分严肃。当把我叫到跟前时，父亲拉着我的手说道：“我们张家不管男孩、女孩，重在读书成才。你要像哥哥姐姐那样用心念书，学有长进。他们放学回家先做功课再玩耍，有时家里停电，也能在煤油灯下做功课。你现在还不懂事，等长大以后就会知道读书的重要。‘读书改变自我’，这句话有很深刻的道理。我希望你从小好好读书，打好基础，为全家争气。”父亲讲的这番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不久，父亲去世了。一遍又一遍以泪洗面的母亲撑起了这个家的一片天。所幸，我的哥哥姐姐都学有所成。大哥张士敬学习成绩非常好，他不仅数学很出色，英文也很流利，从云南省师范学校男生部毕业后先进入昆华女中教书，后进入云南省财政厅工作。由于业务能力强，很快就被提升为部门主任，他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经济收入承担起家里日常的开销。母亲不仅把家里的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她的教导下，二哥张士厚不但好学上进，而且富有正义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爱国进步组织。
除了两个哥哥外，我还有五个姐姐：大姐张凤书，二姐张凤鸣，三姐张凤梧，四姐张凤琴，五姐张凤翔。我们姐妹六人，互爱互助，和睦相处。令人扼腕的是，三个姐姐都命运多舛：大姐张凤书在书法绘画方面很有特长，可惜的是，她从学校毕业不到两年就染上肺结核而去世了；二姐张凤鸣曾做过代课老师，后来也染上了肺结核，很快撒手人寰；四姐张凤琴毕业于昆华女中高中部，抗战时期身患重病，因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医院和药房遭到破坏，无法救治而去世。所以，只留下三姐张凤梧、五姐张凤翔和我。
2．感染爱国热情
兄弟姐妹中，数我最小，所以哥哥姐姐都很关心、照顾我，他们孝敬父母、发奋读书、关心他人、正直为人的一言一行自然也影响着我，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在我的学生时代，对我的成长有过重要影响的，是我二姐、二哥、表妹，以及二哥的同学聂耳。
二姐对我的影响，除平时学习、生活上的关心外，还在于她的进步思想对我的感染。那是二姐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学校推荐为代课老师后。那时，她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还独自做教具，经常让我帮她搭搭手，所以，那段时间我与二姐很亲近。当时，日本已经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黑云笼罩着华北，“祖国大好河山岂能被日寇铁蹄践踏”，“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是二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学校里，二姐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反抗日本侵略外，还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抗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当时，街上天天有时事快报卖，报上有很多关于目本侵略军入侵情况的报道，二姐经常买快报给家里人看。那时，我已是十余岁的学生，从快报上看到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报道，激起了我对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的无比痛恨和满腔怒火。此后，二姐还绘声绘色地和我们讲述她上课时给学生读快报，有的学生当场失声恸哭的情景。二姐的爱国激情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对我的进步有影响的，还有表妹张玉岚。她比我小几岁，我们是昆华女中的校友。她在昆华女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游行，还是爱国学生组织的重要成员。她从昆华女中高中部毕业后，毅然离开了昆明，奔赴陕西延安，投入抗战热潮。记得，我们在昆华女中读书期间，表妹总是让我一起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无论是制作标语旗帜，还是上街游行，我在表妹的鼓励下，也热情高涨。她奔赴延安后，我们失去了联系。1996年，我退休后回到昆明探亲时，三姐告诉我，表妹离开昆明去延安投身革命后，辗转各地。解放后一直留在北京工作，现在已经离休。得到这一信息后，1999年我特地到北京与她见面。一起回忆在昆明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她告诉我，她在延安入了党，在革命队伍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全国解放后，她在北京建立了家庭，组织上先后安排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队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部级干部。其间，她曾经回过昆明几次，游历故乡的山水旧地，探望故里的父老乡亲。
除二姐与表妹对我的影响外，二哥与他的同学聂耳，是我学生时期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得那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天，二哥带回来一个男同学，他，高高的个子，英俊的脸庞，整齐的头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对我母亲非常有礼貌。每次来我家，总是彬彬有礼地向我母亲问好。自然，母亲也十分喜欢这位小客人，不是让我们倒茶，就是留他吃便饭。随着来我家次数的增多，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亲切地叫他“聂耳哥”，他真挚地称我“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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