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投资评论（2016年 第二期 总第6期）》：
制度性权力向市场性权力的转化。任何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非中性问题，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确立各种游戏规则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制度性优势通过国际市场运作很快就转变成压倒性的市场性权力，即形成各种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二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世界通货而美国可以不建立任何国际储备，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坐收铸币税而无须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义务，汇率的调整成为顺差国单方的义务（日本、中国都有相同经历）。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通过关贸总协定，主导制定有利于美国的反补贴、反倾销等技术性和非技术性贸易壁垒，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农产品、纺织品、钢铁、汽车等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领域，美国则制定相关保护条款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利润。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让美国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获取了巨大收益。这也是美国要继续通过TPP和TTIP主导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主要原因。
在制度性权力和市场性权力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是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仅有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的依赖，更有人才、思想和规则的依赖。这种高度不对称依赖，其实质就是依附。
（二）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再界定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从来都是和国家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问题也越来越具有“高政治”目标的意义。这一方面源自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出现越依赖越排斥的悖论，如20世纪80年代美日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同时贸易摩擦也达到白热化程度。当时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多达2／3的美国人认为，就美国国家安全而言，日本的经济威胁已大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源自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并逐步改善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而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挑战。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感到不安的最大体现就是各种“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引发了“中国贸易威胁论”和“人民币汇率操纵论”，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引发了“资源能源威胁论”和“生态环境威胁论”，中国外汇储备上升以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则导致了“中国资本威胁论”。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就毫不讳言地表示，不应让中国来制定亚太地区的经贸规则，显示了其对美国经济安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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