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评论（第五辑）》：
人们信仰上帝的原因还在于，“技术所引起的非人性倾向日益加剧，几乎不可收拾。不仅一般的生活，而且人本身，他的位格也面临着被卷进技术运作的危险，面临着被技术化的危险。”②一些有良知之士为避免自己卷入异化和物化的漩涡中，不断以拯救民众于苦难之中的上帝来比照自我，提醒自我，上帝成为其前行的动力和行动的楷模。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1623-1662）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他就不能认识到什么是美好，也不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的上帝形象之于人类及人类精神文化显然具有难以比肩的重要意义。
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便不断出现明显的宗教元素。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托尔斯泰等充满宗教情怀的作家表现出对宗教问题的积极思考。作家们对上帝问题的态度及对其存在形式的苦苦探索，作家们追求上帝的思想羁旅及心灵轨迹连同百思不得其解所产生的矛盾、疑虑、孤独、苦痛及绝望，全然不觉纤毫必见于其艺术创作及日常生活中。被称为“上帝的先知”、“神秘的预言家”（弗·索洛维约夫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一个我自觉不自觉并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存在！”④陀氏在其创作中对上帝问题的思考、揣度表现得如此之矛盾重重，以至于后世研究者对其解读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何怀宏先生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断言，陀氏倾向于上帝的存在，而且认为上帝的存在对一个人的精神、道德、意识世界起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支持和约束作用。英国批评家默里则认为：“对于他（指陀氏）来说，上帝是接受的可能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希望。他知道，作为一个人来信仰上帝，像我们理解宗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他是永远不会再有了。他求索的不过是如何生活下去的途径而已。”⑤根据陀氏临终之前的一封信所写的“疗救之途，逃避之途只有一条，那就是艺术，就是创造性的工作”这句话，英国诗人兼批评家I.A.理查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一文中得出与默里相同的结论：陀氏“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已经找到了这条途径”①。可见，对上帝问题的犹疑、彷徨不仅致使陀氏一生饱受精神上的折磨，也使后来研究者不得其最终真谛。
“伟大的异教徒”（梅列日科夫斯基语）托尔斯泰对上帝问题的纠结则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陀氏徘徊于上帝在抑或不在之间，那么托尔斯泰的上帝只是信徒心中的一个概念，并非实际的存在。对托尔斯泰而言，“基督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基督的学说和基督的圣训”，他只“能听到基督的教诲，但却听不到基督的声音”②。托尔斯泰所信奉的东正教是一种理性的信仰，他断不能接受奇迹、圣事和仪典的神秘主义因素，其宗教理念与东正教会因此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1901年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公会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但作家并未就此放弃自己对宗教的信仰，他致力于培养自己融佛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多种宗教理念与哲学思想为一体，而且具有明显世俗化的宗教观，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人类学理论的研究。托尔斯泰的这种基于理性思维的研究是与保守的东正教的教义相违背的，因此，东正教会不能接受并原谅他，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对上帝信仰这一终极真理的践行——重译福音书、苦读圣徒传、试图改变自己贵族老爷式的生活方式、渴望把遗产捐赠给社会等等。托尔斯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信徒追求博爱及道德自我完善的一生。作家的诸多行为和思想乃至其宗教信仰的极端理性追求不被人们所理解，但并不影响他那深邃的艺术世界及道德思想的流芳百世。
尽管19世纪俄国作家的上帝观各不相同，但他们笔下的上帝总是随处可见，作家们凭借对上帝纠缠不休的探询与质疑，表示他们始终愿意与上帝同在，并借助上帝之力来探寻脱离精神之后的人类灵魂的本质体现，他们以自己的喋喋不休试图唤起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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