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山间的田园 任何一个时代，文化都会分出很多层次，比社会生 活的其他方面复杂得多。你看，我们要衡量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文化上 的高低，就远不如对比他们在军事上的输赢方便，因为 他们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难找到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但是，如果与后来那批沉溺于清谈、喝酒、吃药、打铁 的魏晋名士比，他们两个人的共性反倒显现出来了。不 妨设想一下，他们如果多活一些年月，听到了那些名士 们的清谈，一定完全听不懂，宁肯回过头来对着昔日疆 场的对手眨眨眼、耸耸肩。这种情景就像当代两位年迈 的军人，不管曾经举着不同的旗帜对抗了多少年，今天 一脚陷入孙儿们的摇滚乐天地，才发现真正的知音还是 老哥儿俩。然而，如果再放宽视野，引出另一个异类，那么就 会发现，连曹操、诸葛亮与魏晋名士之间也有共同之处 了，例如，他们都名重一时，他们都意气高扬，他们都 喜欢扎堆……而我们要引出的异类正相反，鄙弃功名，追求无为，固守孤独。他，就是陶渊明。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的重峦叠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 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其实，这种划分也进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为几乎 每一个文化转型期都会出现这几种人格类型。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 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样。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个社会的素质。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 雄型的文化人格。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 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总是特 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 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 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问的道义色彩而接近 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 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问的智谋成分而接 近于仙（鲁迅说“近于妖”），‘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 人格图谱，传之后世。有趣的是，民众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当顽固。这种 乱世群雄的漫画化人格图谱会长久延续，即便在群雄退 场之后，仍然对其他人格类型保持着强大的排他性。中 国每次社会转型，总是很难带动集体文化人格的相应推 进，便与此有关。中国民众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魏晋名士对于三国群雄，是一种反叛性的脱离。这 种脱离，并不是敌对。敌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大多发 生在同一个语法系统之内，就像同一盘棋中的黑白两方。魏晋名士则完全离开了棋盘，他们虽然离三国故事的时 间很近，但对那里的血火情仇已经毫无兴趣。开始，他 们是迫于当时司马氏残酷的专制极权采取“佯谬”的方 式来自保，但是这种“佯谬”一旦开始就进入了自己的 逻辑，不再去问社会功利，不再去问世俗目光，不再去 问礼教规范，不再去问文坛褒贬。如此几度不问，等于 几度隔离，他们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了独立精神活动的 快感。从此开始，他们在玄谈和奇行中，连向民众作解释 的过程也舍弃了；只求幽虚飘逸，不怕惊世骇俗，沉浮 于一种自享自足的游戏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很像二十 世纪德国布莱希特提倡的“间离效果”，或曰“陌生化效 果”。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 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因此，必须追求 故意的间离、阻断和陌生化。我发觉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学术界，对于魏晋名士的 评价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误解。例如，肯定他们的，大 多着眼于他们“对严酷社会环境的侧面反抗”。其实，他 们注重的是精神主体，对社会环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 会用权谋思维来选择正面反抗还是侧面反抗。否定他们 的，总是说他们“清谈误国”。其实，精神文化领域的最 高标准永远不应该是实用主义，这些文人的谈论虽然无 助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却把中国文化的形而上部位 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云路。一种大文化，不能永远 匍匐在“立竿见影”的泥土上。P1-5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