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打上门来的时候，是2002年的冬天。那年的气温非常反常，明明已经将近元旦了，但却一点也不冷，大白天的还能敞开了窗户透气。我站在阳台上发愣的时候，俯视着楼下仍未落尽的黄叶，居然会感到春天般的躁动。从六楼往更高远的天上望去，不时有成群的鸽子响着哨声掠过。天色灰暗，苍穹像极了一个保温罩，把热气捂在城市里。
根据全球气象组织的报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高温的暖冬。而我正在经受个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失恋。失恋的原因主要在我。我跟那姑娘交往了两年，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却仍然绝口不跟她提结婚的事儿。我俩就连住在一起也仅限于周末和节假日，平时还是各在各家。后来，她提出正式同居，把我们的关系“往严肃的方向发展一下”。我却说：“让我再想想。”如此反复“再想想”了好几次，她终于说：“我想明白了。”
我说：“你想明白什么了？”
她说：“我想明白了，你他妈就是一王八蛋。”
这么说完以后，她就麻利地摔了电话，连商榷的余地都没给我留。才过了半个月，她又打来一个电话通知我，她已经和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电视台的导演搞上了，并且已经打算“扯个证儿”了。那个导演毕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装得“像个导演”——当所有的导演都带棒球帽的时候，他也戴棒球帽，到洗浴中心做按摩的时候仍然戴着；当所有的导演都留大胡子的时候，他也不知从哪儿移植了一撮毛，粘在下巴上。就是这么个人，居然靠拍摄“党员干部带头建设新农村”的纪录片获得了两个省委宣传部颁发的三流奖，混得人模狗样的。我前女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在背后对那导演表示鄙夷，她也极尽刻薄之能事。而现在，俩人居然搞上了，准备用讴歌新农村的奖金共筑爱巢了。
我不免以为她是为了气我才故意这么做的。抛弃我，再找一个我看不上的人，这不正表达了对我的蔑视么？出于责任感，我在电话里劝她：“不要意气用事，你要是因为……我才找了他，那就太不值当了。结婚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儿。”
她爽朗地笑了：“你也太高估你自己的影响力了吧？你以为我找那人，是因为你讨厌他么？不不不，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以为我当初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欣赏你么？也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图我身体好？”眼见谈不拢了，我索性学着我的朋友“李无耻”的腔调说，“你也有体会，我在那方面也就是中国人的平均水平——打小就不爱看欧美色情录像，怕自卑……”
“收起你们这帮人自以为幽默的下流嘴脸吧，咱们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交情了。”她厉声打断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以前跟你好，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愁吃喝的无能之辈，这样的人最适合结婚了。没想到你还推三阻四的，你有那个资格么？我就想要一个家，谁能给我一个家，我就跟谁结婚。”
“品位气节个人素养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对。只要不被公安局逮起来就行。”
哦，原来她是这么想的。我登时就释然了，但随即感到特别失落。令我失落的已经不是她和我分手的原因，而是她当初说“爱我”的那些原因。曾有一度，我还觉得自己在她眼里颇有不俗之处呢。原来人家根本不考虑俗与不俗这个问题。
我恶狠狠地在心里骂：就这样一女的，还他妈文学研究生呢。
那段日子我心情沮丧，好一阵子没心思出门。好在我在报社里干活儿虽然不勤奋，点卯能力却特别强，攒下好多假，正好可以用于“闭关疗伤”。正事儿也不耽误，只要把自己负责的那个“美食版”的稿子攒齐了就行。我给几个号称“美食家”的乔男女打电话约了稿子，然后自己咂巴着嘴，回味了一下这两个月去过的特色饭局，亲自写了一篇《胡同深处的酸汤鹅》，就算把工作凑合完了。此外的日子，我不是站在窗前发呆，就是抱着本闲书躺在床上看。看也看不进去，益发感到自己的确是个庸人。
离元旦假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个在大陆贩卖红酒的台湾人给我打电话，抱怨我答应为他写的软广告迟迟不能见报。我明确指出，那是因为他答应的好处费一直没打到我账上。
他说：“我还送了你两瓶拉菲呢。”
我说：“别以为我们这边儿认识拉菲的都是挖煤的出身，你那两瓶酒分明是摩洛哥贴牌的假货，我没到质监局揭发你就不错——咱们接着聊聊封口费的问题吧。”
在对台问题上，我和政府保持着坚定的一致性：亮明底线，决不退让。那个台南农民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骂街，“干伊老母”之声不绝于耳，反倒让我心里愉快了许多。我轻松地挂了电话，把他送的冒牌货打开，一口气给自己倒了大半杯。
客观地说，那酒不能算“真的假酒”，只是小酒庄傍着大腕儿混淆视听而已，味道其实还不错。我像于是之或一切红酒装逼犯一样翘着小指，正在微醺，门忽然被人踹响了。真使劲，连门上的挂历都震掉了。
我费劲地从沙发上挺起来，打开门，看见了我的前女友。她的手里拿着一只硕大的编织袋，脸上却带着和踹门声截然相反的惶惑。
“门是她踹的。”前女友对楼道里扭扭脑袋，撇清自己一般说，“我只是来拿落在你这里的杂物。”
我向外探探头，看见前女友身后还站着一个女孩。她看起来才二十出头，脸很小，男人的一个巴掌就能捂住，因此显得眼睛很大。她的头发染成了棕黄色，并且极其地短，几乎接近于男式的“板寸”了；右耳的耳廓上挂了一排不知是银的还是铁的金属圈儿，鼻翼上也扎着个亮闪闪的东西。
她的着装也做到了与发型、饰物的高度统一：穿着一件破了几个洞、好像从枪击案受害者身上扒下来的立领牛仔服，里面露出的帽衫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骷髅，多袋裤也又旧又松垮，裤脚处都磨出毛边来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所谓的“朋克范儿”，反正印象里，在鼓楼或者“树村”的地下乐队演出现场，总能见到这样的小姑娘。
我前女友说话的时候，这小姑娘正带着好奇的表情东看西看，好像在清点我门外囤积了多少棵大白菜。
我从来不记得前女友有这样一个另类的“闺蜜”呀。难道她为了兴师问罪，专门请了一个混不吝的小姑娘来压阵？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没什么。我从来就不怕浑蛋，更何况还是一女的。我闪到一旁，让出道来，做了个手势说：“您请。”
前女友似乎还有点犹豫，“板寸”小姑娘却大大咧咧地挤开我前女友，进来了。她的背后还驮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就是登山者常用的那种，鼓鼓囊囊地压在身上。这个包衬得她更瘦小了，但又显出她挺有干巴劲儿。我和前女友正在面面相觑的时候，她已经“咣”地一声把旅行包墩到地上，又“咣咣”两声，甩掉脚上的圆头翻毛皮靴（怪不得踢门踢得那么声势浩大！），然后光着脚踱到了屋里。一边走，她一边松快着胳膊，把手腕上那团金属链子甩得哗啦哗啦直响。
我猜她的肩膀和腰上都刺着纹身，可惜现在是穿厚衣服的季节，无缘鉴赏了。
“日子过得不错呀，还喝资产阶级红酒。”女孩评论了一句，径直走进了卫生间。门里传来哗哗的洗脸声。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问前女友。
“我还得问你是怎么回事儿呢。”前女友说，“我刚进你们小区，就看见她站在门口，逢人就打听你住哪儿。有个老太太嘴欠，告诉她说见过你和我一块儿出门，她不由分说就跟着我来了。”
我狐疑地又扫了一眼卫生间的门：“鄙人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还有女青年慕名前来……”
我前女友则突然激愤起来。她敞开编织袋，在我家里巡视，看到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杯具、化妆用品、小件电子产品等），就囫囵扔进去。我提醒她，这么收拾会把东西摔坏的，她根本不理我。
自然，前女友认为“板寸”小姑娘是我在外面胡搞的结果，比如说出差的时候在pub里的一夜情什么的。现在人家锲而不舍地找上门来了。她被气得直哆嗦，一边哆嗦，一边盘问那女孩到底是我什么时候搞上的——是在跟她分手之前还是之后？这两者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如果是“之后”，那么也无可厚非；如果是“之前”，我这人就是一个道德堕落、隐藏得极深的王八蛋。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她感叹道。
我提醒前女友，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其实她都不必在意。她已经把我给甩了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甩了一滩鼻涕”。而她真要纠结，倒不如去纠结一下她那个主旋律导演。那才是她现在应该关心的人，而且那厮肯定比我不可靠。
讲明这个道理之后，我才委屈地辩解：“再说我真不认识这姑娘。我以前连见也没见过她。你也看到了，你走以后我一直在家窝着，缅怀你。你走之前就更不必担心了，我的人品你还不知道？”
前女友非但不相信我，反而骂起街来了：“人品？你他妈的是人么就跟我提人品？你以为我没看出你是什么东西？一典型的闷骚男——之所以没变成明骚，那是因为你没有发骚的资本。要能混上俩钱儿，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你跟李无耻他们聊天儿的时候，张嘴你那情儿闭嘴我那情儿的，情儿是什么？不就是姘头么？……”
看到她那副不可理喻的样子，我真庆幸自己已经被甩了，同时又觉得再怎么吵，争的也是陈年旧账，太没意义了。可是我也只能干瞪着眼，接受她的批判。
幸亏这时候，“板寸”小姑娘突然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她的脸洗干净了，白净了许多，耳朵和鼻子上的金属制品闪闪发亮。瞥了瞥我前女友之后，她大声说：“你才是姘头呢。”
我前女友愣了：“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姘头。”小姑娘满不在乎地解释，“你跟他结婚了么？没有吧？没结婚还在一块儿搞，那不就是姘头么？”
这个名词解释也不可谓不准确，并且一下就戳到了我前女友的软肋上。她愣了愣神，眼瞅着就要冒出眼泪来了。我则很奇怪“板寸”小姑娘为什么要帮着我说话，就问她：“那你呢？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哥，我是你妹妹呀。”“板寸”小姑娘一转脸，对我巧笑倩兮，“我是小米。”
我一阵恍惚，使劲瞪了瞪她：“你真是小米？”
“那还有假。”
“你能叫出我的名字么？”
“杨麦呗。”自称小米的姑娘说，“你过去还有一小名叫嘘嘘，因为你的排泄系统一直到上中学了还特敏感，人家一嘘嘘，你就必须得上厕所——嘘嘘——”
“别嘘嘘了，我已经没这个毛病了。”我转向前女友的方向，“你看，她真是我妹妹……”
这才发现，我的前女友已经不见了。她被我们兄妹气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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