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们医院的墙上就贴着一幅标语:拾粪归田,服务抗战。报社和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扭着秧歌,宣传拾粪。冼星海和塞克写的《生产大合唱》也给改了唱词:“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拾粪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为了进一步给拾粪运动造势,延安还组织过一次歌咏晚会。担任主唱的两位歌手来自陪都重庆和孤岛上海,如今是这里的合唱团团员。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过病。她对我说,她曾在德国待过,在那里学过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么,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我对她说。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土包子,自在苏联待了。
尔后,她指着自己的玉颈,比划来比划去,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既然她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让她来一段听听。哈哈,在我听来,那跟驴叫差不离,一咏三叹,还抖来抖去的。她告诉我,她曾给合唱团的领导上过一个折子,说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
在那个歌咏晚会上,她们唱的就是改了词的《二月里来》,也算是美国人到来之前的一次彩排。重庆的那位歌手很兴奋,一上来就喊:“Areyouready(都准备好了么)?”我们就喊准备好了。她这才开始唱。她还喜欢把话筒伸到观众席上,让大家和她一起唱。
虽然没人响应,可她还是说:“唱得好,唱得好。再来一遍好不好?”她还号召大家:“两边的同志比一比好不好,Yes!给点掌声啦,鼓励一下啦。”在她的号召下,我们都把随身携带的粪筐举过头顶,随着节拍,跟着她一起摇头晃脑。
运动就有这点好处,立竿见影!不分男女老幼,都带着柳条编的粪筐,见粪就拾。拾来拾去,就没粪可拾了。街上干净得很,就像上海的霞飞路(注:现名淮海路)。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值完夜班从医院回来,遽然看见有人在街上放羊,放牛。甚么时候,都少不了毛驴。牵到街上的毛驴,都有一副好行头,腰上披着棉垫,嘴上戴着驴套,围脖也是少不了的,因为那就相当于人们出席酒会时打的领带。(毛驴)还打滚呢,搞得尘土飞扬。延安正在反对自由主义,可那些畜生们却不吃这一套,自由得很,到处拉粪。咦,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要开一个牲口交易会。尔后方才晓得,畜生们上街游行,是为了把粪拉到街上,让人们有粪可拾,以便掀起拾粪运动新高潮。当时,我正纳闷,遽然听见唢呐声声,扭头一看,腰鼓队和舞狮子的都来了。人们就在欢庆声中拾粪。很快,街上的粪就被拾完了。千错万错,我不该看见马路中央的那几颗驴粪。那几颗驴粪蛋,像元宝似的躺在路上,很招人喜欢。我随着节拍,扭着秧歌走了过去,可我刚铲起一颗,有人就把我的粪叉没收了。原来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占坤。他是医院拾粪小组的组长,也在俄国待过,平时与我谈得来,还和我住过一间窑洞。
我对张组长说:“你都看见了,我正在响应拾粪运动。”他说:“这些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可不是给你拾的。你拾了,首长们拾甚么?”我开了句玩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我就把驴粪放进了粪筐里。张占坤恼了,上来就把粪筐给我踢翻了,“叫你拾,叫你不听指挥。”他还推了一下我的肩胛骨,我差点像那个不幸的伤兵一样摔倒在地。张占坤本来性情温和,对我也很尊重,这会儿遽然向我动粗,我的脑子都转不过弯了。他再踢我时,我就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软肋。
我没有太用力,他也没有摔倒。他还笑嘻嘻地说:“哟嗬,驴脾气还挺大哩。”我也笑了笑。唉,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张占坤就把我的日记从枕头里偷了出来,上缴给了组织。尔后,麻烦就来了。
有甚说甚,给我带来麻烦的那页日记,记的其实是我与葛任、田汗和黄炎的一次谈话。说起来,我之所以写日记,还是听了葛任的话。他说,写日记能使内心生活丰富起来,一个人没有内心生活,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问房子没有门窗。他一定没有料到,我会栽到日记上面。甚么?你也知道黄炎?对,他是个记者,编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托洛茨基。葛任讲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小故事,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注:现译为斯大林)流放到阿拉木图(注:现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那一年,集体化运动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托洛茨基认为,他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快被史大林的暴政和冒险给毁了。但是,托洛茨基想的不是重返莫斯科,借机发难,而是给朋友们写信,让他们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不计前嫌,辅佐史大林渡过难关。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好在我没写是在田汗的窑洞里听来的,没写它出自葛任之口,不然,他们也要跟着我遭殃了。如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因为我差点把葛任的另一番话记下来。葛任说,倘若列宁的继任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定然会与史大林(斯大林)一样,对昔日的战友痛下杀手。酒装在瓶子里是酒,装在葫芦里还是酒。我后来想,倘若这句话也写进去,我即便种了十亩脑袋,也别想留住一颗。
日记缴上去,我就被收审了。如今想起审讯者的样子,我还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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