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旅游书架（修订版）/一生读书计划》：
斯坦因所得文物全部被运往英国和印度等地，造成了中国文物的大量外流。鉴于此，当斯坦因在1930年第四次申请进入中国时，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和中国学术界的联合抵制。虽然他是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学者，但对于中国入而言，他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物大盗。因为他这种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活动使汉唐时期大量重要遗迹和遗址遭受了严重破坏，所出遗物也被席卷一空。但他却因此开启了敦煌学。他总结自己探险经历所写出的专著，也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
著名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四个，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会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然而，对敦煌人文地理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被国人称为“文物大盗”的斯坦因。这个匈牙利人在勘探了多处西域文明遗址的同时，掠夺了大量宝贵文物，在获得千秋骂名的同时，也成为研究新疆地区古代文明的世界权威。
借着哈佛大学校长邀请他在波士顿罗维尔研究院作学术讲座的机会，斯坦因把他过去的游历和考古探险的发现作了一次系统性的整理，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此书概述了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和亚洲腹地及其相邻地区的探险考察经过，是一本老少皆宜的通俗读物，为广大非专业读者打通了探寻这些地区悠久历史的一条道路。沿着斯坦因的足迹，我们在大漠中一路走来，翻越西部令人畏惧的高山，在尼雅、安迪尔、米兰、古楼兰等古遗址流连忘返，在长城沿线发现那深埋在地底的秘密。从湖泊到盆地再到河流与洞窟，斯坦因为我们展现了辽阔西域的全景。
此书关于中亚地区的叙述为人们对这一区域历史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全书内容简明扼要，对于中亚历史上各种问题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同，是我们了解西域及20世纪中国西部探险情况不可多得的佳作。
巫新华翻译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斯坦因此前探险分册的浓缩精华版，有了向达的译本为蓝本，巫新华翻译得更加如鱼得水。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的巨幅插图和斯坦因当年拍摄的珍贵照片，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生动的神秘西域。
除此之外，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所附带的那段历史故事也为它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为一位深入探寻古敦煌秘密的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他的旅程中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发现?同时，作为一个大量劫掠中国文物的文物贩子，斯坦因又偷走了中国多少珍贵的文化宝藏?在斯坦因的大冒险中，他的目的是仅仅局限在发掘遗迹和文物方面，还是另有所图?在他冒险的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对于这些问题，读者将在本书中一一得到解答。这解答不仅来自于译者巫新华精彩的中译本序言，更来自于斯坦因原文的字里行问。细细咀嚼，读者将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而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泱泱文化大国，在西域文物发掘和保护方面竟会被斯坦因这样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外来者抢了先机，这也是读者在掩卷之后应该深思的问题。
考察进行的地域范围西到阿姆河[Amu Darya，即古0xus（妫水）]，东抵中国本部的新疆省。那里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滴水俱无满目黄沙的荒漠，在漫长的历史舞台上都曾占据过十分重要的地位。那里是古代印度、中国以及希腊诸种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通道。这种交流融合，曾经历时数百年甚至更久，从而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很明显，这是一个正在等待我们开发的新奇而无比珍贵的古代文化宝库。在亲手触摸到它之后，我的心情由刚开始几个小时的愉快和兴奋，变得极为丰富和复杂起来。王道士自从被我们用心开导之后，便十分热心地把那些举世仅见的古代写本文书卷子一捆又一捆地从密室中抱出来交给我。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他的这种热心真诚与否，仅说说我从这些新拿出来的卷子中获得的新发现。如此之多的古代藏文写本呈现在我的眼前，有整卷整卷的长卷，也有一包一包的贝叶写本，它们全部都是古藏文佛经。毫无疑问，这些古代藏文经卷应该是古代西藏吐蕃人占据这片地区时遗留下来的写本，大致年代应该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
8月27日，我决定在此地休息一天。当日阳光照耀湖滨，湖面波光粼粼，冰冷的微风从将近14 000英尺高处的山地湖岸吹送过来，虽然异常寒冷，但是空宇澄明，旭日当空，感觉却很爽快。早晨温度计的温度最低降到华氏表冰点以下12度。四周一片岑寂，丝毫没有古往今来人们在此地频繁活动的扰乱痕迹，这种平静，很易使人忘却岁月的流逝，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古代大旅行家百折不挫、义无反顾地行进于这里的身影。万千感慨，一时俱集。
本书记录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斯坦因在同一时期展开的亚洲腹地探险之旅，用跨越时空的文字和图片为读者再现了当年的驼铃、海洋、庙宇和宝库，也再现了他们在塔里木河流域、西藏东部和戈壁滩上死里逃生、惊心动魄的故事。本书出版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影响了几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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