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庸（1900—1950），西南联大的标志性人物，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写者，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原籍江苏江都、出生于北京，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兼课。1927年秋应鲁迅之邀，到立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任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期间随校南迁，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联大宣布解散后留在昆明师范学院；1949年赴重庆，到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北碚。
　　他生前仅仅留下《陈子昂年谱》《鸭池十讲》，以及未整理出版的《习坎庸言》。近年，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杜志勇辑录了《中国文学史导论》。

　　西南联大期间，罗庸先生携李觐高、马雍、张盛祥、李广田、董庶、王志毅、周定一和阴法鲁等学生八人于昆明小东门外盘龙江堤畔等地，每周一次讲授中国学术。这些讲课整理出来就是《习坎庸言》。全书除《缘起》和《规约》外，正文分为内、外篇，各八个专题，分十七次讲授。内篇《勉学》《识仁》是本次讲习的根本和出发点，《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则涵盖了经、史、子、集，传统学术，灿然于此。外篇八个专题《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则为内篇张目，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内外篇交叉讲授体现了罗庸先生学术研究一贯的方法：把学术问题放到文化史的背景中讨论。

　　勉学
　　（觐高笔记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至五时）
　　本篇主旨在阐述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于此有四点须先说明者：
　　一、为己之学与格物之学。儒家治学根本态度为为己之学。《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宋儒之把心放在腔子里，皆是此意。稍有一分骛[整理本误作“鹜”。]外便非为己。设若脚根无线，长随客转，则不足与立矣。自西学输入中土，中国学术遂起变化。西学之特长厥为格物，于是中土为己之学遂沦[整理本误作“论”。]为心学，与格物之学分途并驰，使学者无所适从。实则中西之学互为首尾，不可强分为两橛也。孟子曰：“道，仁与不仁而已。”不仁非道，道只有一。道一，学曷可分属二耶？[整理本误作“道学葛可分属二耶”。]不能认清为己与格物之为一，则必陷于矛盾与苦闷而不能自拔。
　　二、通人与专家。古昔学者所孜孜不懈者在求为通人。王仲任《论衡·超奇篇》：“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通人者，通贯古今之谓，然通人必资于下学。求为通人而不肯作下学工夫，于是但求省力，如佛家横超三界，因之浮光掠影，只余一空洞架子，转成不通。戊戌政变前以通人自居之旧派多此类也。今之学术界则重专家。培养专家之意，章实斋《文史通义》已早言之，然终不成。今日专家日多，于是求为通人者或目专家为偏，专家亦每病所谓通人者之空疏，无其极至，乃成水火之不相容。然通人与专家不过所治偏全之不同，并非两事。不明乎此，则又无所适从矣。
　　三、故国之思与古国陈迹。此乃两种作学问态度之不同。如逊清末叶之国粹学者，动多故国之思，对中国之山川景物，小至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亦莫不寄以深厚爱护之情，发之于文章者，低回流连不能自已[整理本误作“己”。]，其极至于美恶不分，薰莸等视，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者也。西人之研究中学者，多持科学之态度。科学态度往往流于冷酷，又兼之以帝国主义者视殖民地文化为过去陈迹之态度，为有血性之国民所不能堪。此路当前，何去何从，学人滋惑焉。实则二者不过一出一入之不同，亦不可强分也。
　　四、农业意识与工业意识。中西治学态度之异造端于此。中人治学精神源于农业意识，而西人（自近百年来为尤甚）则以工业意识为之始基也。吾人称六经曰六艺，称治文章者曰笔耕，曰砚田，自为逊词则称学识荒落，属文无条理则曰枝蔓，曰艺，曰耕，曰砚田，曰荒落，曰枝蔓，莫不由农业术语而来。又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人比树木，亦农业意识为之主也。西欧自工业革命而后，文化学术一转而为工业化。中国自欧西接受西洋研究方法，工业术语亦随之东来，如云搜集材料，如云学习工具等，指不胜屈。中国学问以人为主，以物为役，西学则以物为主，以人为役，其轻重迥[整理本误作“迴”。]不相同。初学之士亦以二者判然两途，不知所就，不知二者亦不可强分也。
　　……

缘  起／
规  约／
内篇一  勉学／
外篇一  种族／
内篇二  识仁／
外篇二  文化／
内篇三  六艺／
外篇三  质文／
内篇四  诸史／
外篇四  礼乐／
内篇五  九流／
外篇五  乡党／
内篇六  理学／
外篇六  学校／
内篇七  经世／
外篇七  儒侠／
内篇八  文章／
外篇八  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