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历史》：
书坊刻书以售卖、获利为目标，所以坊刻的内容主要是民间日常阅读的书籍，私塾学童的启蒙读物，文人科考用的字书，经史子集以及戏曲、小说等实用、需求量大的书籍。在形式上则花样翻新，对经史典籍进行各种形式的加工。此外，书坊刻书一般都具有成本低、价格廉的特点，因而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进而对文化的传播、知识的普及发挥了重大作用。宋代颇具盛名的书坊数量很多，下面着重介绍杭州、福建和四川的书坊。
质量上乘的杭州刻本南宋之后，杭州成为了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物产丰饶之地，因而十分有利于印刷业的发展。杭州约有20家书坊，刻书历来以精良著称，宋代藏书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南宋时，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是著名的书坊，其主人为陈起，字宗之，号芸居，浙江钱塘人。陈起不仅是一位印刷出版家，而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他为人豪放豁达，结交了不少怀才不遇的江湖诗人，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为此他编印了《江湖集》《南宋六十家名贤小集》，使当时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下来。
陈氏刻书以唐宋名家诗集最为著名，主要有唐代的《杜审言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王建诗集》以及宋代的《棠湖诗稿》等20多种。作为文人，陈起和其他书商不同，他所刻印的书力求精工细刻，且字体清秀、纸墨精良，件件可称得上是书中精品。
行销四方的建阳刻本福建是宋代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刻印的书简称为“建刻本”，主要集中在建阳县的麻沙、崇化两镇。福建书坊刻书的内容主要是经、史、子、集各类，还有一些民间日用书和启蒙书。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说过，“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由此可见建阳印书之多、行销之远，有的甚至远销到高丽、日本。
福建书坊中最有名的是“建安余氏”。余氏书坊从南宋开始，历经宋、元至明末，刻书绵延不断，长达五六百年，这在印刷出版史上是极其少有的。余氏书坊中最有名的、刻印书籍数量最多的是余仁仲的万卷堂，它所刻的书有“九经”、《春秋公羊传》等。
余氏书坊向来以严肃、认真而著称。岳飞的九世孙岳浚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对当时的经书印本给予评价说：“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建安书坊中另一家著名者为刘氏书坊，他们从南宋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年问，刻书历史长达600余年，是印刷出版史上的奇迹。建安刘氏刻印的书籍，最早而有年代可考的是宋宣和六年（1124年）刘麟所刻的《元氏长庆集》，流传至今的还有《汉书》《后汉书》《大易粹言》《礼记注疏》等。
历史悠久的蜀刻本四川成都自唐末五代以来，印刷就很兴盛，是古代印刷业的发祥地之一，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在这里雕印的全部《大藏经》，也就是有名的《开宝藏》。
四川刻本以墨优纸佳、书写方正雍容、版式舒朗雅洁而驰名全国。成都一带的书坊以眉山地区最为集中，留存至今的眉山刻本约有30种，最著名的有“眉山七史”（宋、南齐、北齐、梁、陈、魏、周书），还有一批唐代著名文人骆宾王、李白、王维、孟浩然等的诗文集。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刻本中，可以看出眉山刻本高超的刻印水平。
眉山刻本《李太白文集》为李白诗文集中传世最早的刻本，其字体端庄，有欧阳询之书风，刻版一丝不苟，为眉山刻本中之精品。眉山为“三苏”的故乡，苏洵的《嘉裙集》、苏辙的《栾城集》、苏轼的《苏文忠公文集》自然也少不了眉山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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