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新村运动，设计并实施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新村教育”的方式引导村民树立民主市民意识⑧。<br> 台湾地区在建设富丽农村的过程中，通过“培根计划、漂鸟计划、园丁计划、深耕计划”，建立农业企业化辅导制度，培训农业专业管理人才⑨。“培根计划”建立了乡村地区可持续的学习机制，通过提升乡村人力素质，协助在地居民发掘社区特色，培养乡村居民自主营造能力，以改善乡村的现状。“漂鸟计划”为18-35岁的青年提供到农渔村及山林体验农艺的机会，有助于推进农民的年轻化。“园丁计划”是为35岁以上、有意从事农业的民众提供农业政策、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等培训，旨在提高参与民众的农业技能。“深耕计划”主要是针对现有农民现代化经营管理技能的培训，旨在推动农民的终身学习。一系列的人才培养计划有效提高了台湾地区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有力推动了“富丽农村”的建设。<br> 3.3社会参与：协调融合的人文社会氛围<br> 在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各级政府行政主体、非政府组织、个体志愿者、企业、社会团体与当地居民共同参与，构建了完善的协商协作机制，营造出多元融合的人文社会氛围。<br> 在日本，社会多元参与的长期实践创造了传统的半自然文化，即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注重原有自然特色的保护⑩。在台湾地区，农会作为半官方机构，与政府之间形成独特而有效的地方治理机制，同时又与农民形成了独特信任和根深蒂固的网络关系，农会以“非政府组织”角色，实际扮演着政府公共服务输送的角色，既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推行，也是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石。此外，社会会公共知识分子、宗教民间组织以及向往乡村生活的富裕阶层，都对台湾的乡村社区营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br> 3.4文化传承：政府与民间的多元激励机制<br> 随着乡村地域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各地对乡村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亦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特别是文化传承的实施主体，已由过去单一的政府行为向政府与民间多元激励转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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