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年，大年初三，西北边陲重镇N市，低垂的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刺骨，凛冽的朔风挟带着鹅毛似硕大的雪花，漫天飞舞。即使如此，街上的行人也比往日的多。因为，那时的假期还不到如今的一半，每星期只休息一天，最长的春节假期也只有3天，明天就要上班了，在这尚有浓厚乡村气息的城市，走亲访友，今天人们显得格外忙碌。
在这个地域不大，而人口密度却不小的老市区，那时，公交车并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十分便捷，效率自然比大城市高。不宽的大街和狭窄的小巷，穿着那个年代主要是蓝黑灰黄四色衣装的人们来来往往、行色匆匆。本来就十分稀少的公交车，似乎已经绝迹；一些娴熟的骑自行车者，有的拱着身子，顶着呼啸的朔风，在积雪覆盖的街道上奋力前进，白绒绒的雪地发出沙沙的响声。
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一辆推行的自行车后座上放着虽然不是新的，但却是十分干净的被褥；车把上挂着的网兜里装着只带有红花的搪瓷脸盆，十分醒目。随同推自行车的人默默无语同行的是一位身材修长、满脸学生气的俊秀姑娘，她浑身上下也是学生装束。姑娘手里提着一只小网兜，网兜里有只带盖的搪瓷茶杯、一只铝合金饭盒、还有一只天蓝色的塑料肥皂盒。这与现今物欲横流而又浮躁、奢华的都市，一些追求排场的嫁娶，常常有浩浩荡荡、派头十足的高级迎亲车队，车里坐着浓妆艳抺、花枝招展，穿着十分光鲜耀眼，好像刚从T台上走下来的新娘相比，谁能想到那自行车后座上的被褥是婚嫁之物，是随嫁的“嫁妆”，提网兜的姑娘正是新娘，是一位来自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的姑娘。
这姑娘叫冷梅，是上海人。
今天，是冷姑娘的新婚之日。
这两人与大街小巷轻装简行的人们大相径庭的行装，引来无数行人奇异的目光。仔细看来，姑娘俊美的脸上始终带有忧伤，一点也看不出准新娘常有的欢乐。
风雪越来越大。光秃秃的树枝，在呼啸的风声中摇曳，发出嗖嗖的刺耳声；偶尔，枝丫上有几片沾附着雪花而不堪负重的凋萎残叶，被狂风撞落下来，随风飘零，扑打在行人脸上，似刀剐一般。一群小麻雀，时而站在屋顶，时而蹿上枝头，时而又飞落到路边，摇头晃脑、叽叽喳喳、蹦来跳去，翘着尾巴在寻觅啄食什么；几只饥肠辘辘的乌鸦，发出阵阵令人撕心裂肺的聒噪……
寒风的吹袭，使冷姑娘两条齐腰的麻花长辫左右飘摆，扎在辫梢的蝴蝶结飘然飞舞；纷飞的雪花，飘落在冷姑娘的身上，很快冷姑娘就像个雪人儿似的。但是，冷姑娘始终没有拍打身上的雪，或许她压根儿就没想把身上的雪赶走；倒是推自行车的人，有时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扶着车把，另一只手迅速地拍打几下身上的雪。
冷姑娘随同推自行车的人走近一栋楼房，楼房大门外雨篷下站着一些翘首张望的人。
“新娘子来了！”忽然一位眼尖的人兴奋地喊，其他人喜悦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新娘。
这时，一位穿着整洁的中年妇女，笑容满面地迎上去，一只手拉着冷姑娘的胳膊，一面用笑眼上下端量着她，一面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扑打着她身上的雪，并温声细语地说：“多年没有的好大风雪，冷吧？跺跺脚，把脚上的雪抖掉。”
冷姑娘没有言语，只是机械地跺了跺脚。
几个年轻人走下台阶，七手八脚地帮着推自行车的人把冷姑娘的被褥卸下，搬进楼里。
这是一栋崭新的四层外廊单面办公楼。别看这栋用今天人们的眼光来看有些土里土气的简易楼，可在当时一望满眼都是干旱的西北特有的泥土平房，而楼房是屈指可数的N市，却显得鹤立鸡群，很是显眼。楼的大门两侧挂着好几个公司的大牌子，自然显示出这几个公司的势力。
婚房是借用该楼裙房的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米的杂物间，经过简单地收拾粉刷，倒也显得洁净。里面，一边靠墙立着一只大衣柜和一只五斗橱，另一边靠墙摆着一张一头沉写字桌，写字桌两旁各有一把红色的人造革折叠椅，这些都是新的；最里面横放着一张双人床，它那用钢管弯曲的不够圆滑、显得有些粗糙的床头，看得出这是自己用土法弯制的，这多少体现了那个年代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写字桌的正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毛泽东像，桌子上还摆放了一尊毛泽东半身石膏像……
总之，在那困苦而又非常“革命化”的年代，新郎竭尽全力打造的小小洞房，被布置得满满当当，虽说称不上富丽堂皇，但也算得上焕然一新、熠熠生辉了。
婚礼是在距洞房不远的会议室里举行。在那看上去不过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人。
中年妇女将冷姑娘领进会议室，吵吵嚷嚷、人声鼎沸的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都用欣赏的目光端详着新娘。一位站着，胸前左边戴了枚大大的毛泽东像章，右边别了朵大红花的青年男子，向门口挪动了几步，张翕了一下厚嘴唇，但没有声响；微微抬起的手臂，又缓缓放下，仿佛是在迎接新娘。
他就是新郎，姓高名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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