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第七卷）》：
因此，民本思想与贤人政治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民本仅仅是要求被寄以“圣王”理想的统治者自觉地以民众为政治之根本、以民众整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并不是要求民众成为政治主体。恰恰相反，民众是被当作无知无觉的“赤子”（小孩子）看待的，要求统治者做“民之父母”，对待民众要“如保赤子”、“爱民如子”：民众并不被视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觉的主体，而被认为是缺乏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无知无觉者，只能由统治者来为他们决定、来管理他们，所谓“‘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大学》）对民众而言，所谓“好”、“恶”都只是不自觉的“好”、“恶”，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不是自觉地“载”自觉地“覆”，而是无意识地只凭道德本能（不自觉的道德理性）甚或生存本能行事。在现实的专制政治下，绝大多数人要么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可怜虫，要么是揭竿而起以暴易暴的嗜血野兽：结果是王朝更替、社会崩解、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生灵涂炭、十室九空，传统中国始终不能摆脱这种周期性文明毁灭和大屠杀，实在是既可怜又可悲。传统中国文化理想本应是达到道德主体的人的终极状态、天人合一的高度和谐，但缺失了以逻辑理性为中介的发展过程后，实践中却往往或只能将原始和谐混同于高度和谐。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其实只是未能彻底摆脱原始和谐、极度缺乏自觉、缺乏自我意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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