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假如要将翁贝托·埃科的诸多头衔全都印上名片，那大概需要一种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号才行——小说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专栏作家、大学教授……或许，聪明的做法是：干脆就印一个ECO——他祖父起的名字，Ex Caelis Oblatus的缩写，意为“由天赐予”——毕竟，谁人不识这位当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呢？
　　山羊座的埃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都灵以东的亚历山大城，埃科经常将其童年成长的文化氛围视为其独特文风的来源之一：“一些元素仍是我世界观的基础：一种怀疑主义和对修辞的厌恶。永不夸大其词，永不做冗长空洞的断言。” 二战爆发后，埃科随母亲搬到了皮埃蒙特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在那儿，年轻的埃科带着复杂的心情目睹了法西斯和游击队间的枪战——无可否认的是，他既感觉兴奋，又有点遗憾自己太过年轻无法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的半自传性小说《傅科摆》的主要框架。
　　埃科共出版过五本小说，从最著名的、曾被改编成电影的《玫瑰之名》到最新的、夹杂着老漫画的《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每一本都充满了历史、哲学、符号学和知识分子式的思想游戏。有趣的是，其小说晦涩难懂的声名反而吸引了大批读者。埃科谈及自己阅读托马斯·曼的经历：“我曾三次开始读《浮士德博士》，直到最后一次我才读完。人们读《傅科摆》的时候告诉我同样的事，的确有一些书需要读者更多的投入。我喜欢那本书，正由于它的复杂。”埃科小说的复杂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中世纪的历史背景。在写作第三本小说《昨日之岛》时，埃科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活动路线，只去和那个时代相关的书店和戏院”。在接受John Sutherland采访时，埃科曾说：“我记得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巴黎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你可以决定只去几条街便可只活在中世纪的城市。”埃科小说里哲学和符号学等学术内容是其小说的另一大阅读障碍，但埃科说：“与其说我的小说有学术内容，我更愿意反过来说：我的学术作品里总有叙事性存在。”
　　埃科的学术生涯始于其对父亲意愿的反叛。他放弃了都灵大学的法律专业，研究起中世纪的哲学和文学。1954年，他以一篇有关托马斯·阿奎那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头衔。随后，他去米兰的国有电视公司RAI当起了记者。1956年，他扩展了自己的论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1959年，27岁的埃科出版了第二本书《中世纪的艺术和美》，同时开始为文学杂志《Il Verri》撰写名为“小记事”的专栏，后集结为《误读》出版。此后，埃科开始发展其“开放的文本”理论，并致力于符号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乔伊斯的诗学》(1962)、《看不见的结构：符号学研究导论》(1968)、《隐喻的语义学》(1971)、《读者会话》(1979)和最经典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1984)等书。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埃科从符号、意义、隐喻、象征和代码五个概念出发，以历史的观点逐一进行了诠释。从1971年开始，埃科便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任符号学教授，并多次组织符号学的国际会议。
　　作为一名西方当代思想家，埃科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其将学术和虚构之深浅两极共冶一炉，小说中有学术，学术中又有叙事性；而埃科其人也同样有着这种复杂和简单共处的人格魅力，他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超级明星教授”、“令人愉悦的重量级”(Lighthearted Heavyweight)，1995年，他甚至登上了时尚杂志《VOGUE》，成为明星级的学者。接受采访时，埃科也经常口出妙语：他说“上帝躲起来了，因为他不想上《VOGUE》杂志”；他说“现实比梦好：假如有东西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而不会怪罪于你”；他说“要建立不朽的声名，你首先需要宇宙性的无耻”；他说“我渐渐相信了整个世界是一个谜，一个无伤大雅的谜；但我们把它弄糟了，我们企图诠释它，仿佛它有一个潜在答案似的”…… 而关于中国，他的意见是：“中国是一个总有记者围追堵截的国家”。
　　——ECO：天赐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