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经典写作课）》：
威廉·巴特勒·叶芝：弑父新法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最初二十五年里，涌现了大批兄弟或姐妹艺术家，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凡妮莎·贝尔、威廉·巴特勒·叶芝和杰克·叶芝，对他们而言，父亲的死，父亲在世时的压倒性的存在，或是比喻意义上的一步步、多充满戏剧色彩的弑父之举，使这些孩子得以拥有一种奇特崭新的自由，拥有做自己的权利，并进而在政治主张和艺术风格上互相较量。
在曼氏兄弟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凡妮莎·贝尔的例子中，父亲在他们年轻、性格尚未定型时就过世了，这使他们得以搬往新的住处——既是身体上也是心理上的——解除了一份负担，仅仅是这种负担的阴影将继续缠扰他们。在詹姆斯兄弟和叶芝兄弟的例子里，这种负担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理查德·埃尔曼在他的《叶芝其人与面具》①里引用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话：“谁不企盼自己的父亲死?”埃尔曼写道：
从乌拉尔山脉到多尼戈尔，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屠格涅夫、萨缪尔·巴特勒和戈斯的笔下，在爱尔兰尤为显著。乔治·摩尔在他的《一个青年的自白》里，公然宣称父亲死后他所感到的解放和如释重负。辛格把一桩弑父未遂事件作为他《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主题。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叙述与自己生父脱离关系的斯蒂芬·迪达勒斯如何寻找另一个父亲……一八八四年在一本未出版的剧作中触及这一题材后，叶芝在一八九二年的诗歌《库丘林之死》里重拾它，于一九O三年把同样的故事改编成剧本，还翻译了两版《俄狄浦斯王》，第一版在一九一二年，第二版在一九二七年，并在去世前不久又创作了一部包含弑父情节的剧作《炼狱》。
一八二八年秋，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曾短暂就读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联合学院，他全身心融入学生生活里，到小酒馆喝酒，穿当地裁缝制作的昂贵西装。他把一切费用交由父亲威廉买单，他的父亲财力雄厚，连联合学院校区所在的那块地皮也是属于他的。出生在爱尔兰卡文郡贝利伯勒镇的威廉·詹姆斯亦是学院的两名董事会成员之一。
入学没多久，老亨利·詹姆斯就离开联合学院，开始了追寻思想自由和永恒真理的毕生旅程，同时也是找寻有趣的、懂得倾听的伙伴。和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一样，詹姆斯非常健谈。这两个男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娶的都是自己同窗好友的姐妹。他们一辈子懒散急躁，既为之所苦，又乐在其中；他们是一家之主，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一事无成，或似乎一事无成；他们不顾家族从商和经营实业的传统，却在艺术和宗教里追求自我的实现。
在他们创建的家庭中，画家和作家往来不断，成为艺术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都相信自我是变化不定的，反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思维。因此，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威廉·巴特勒。叶芝都既没有从大学教育中获益，也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思维受损。他们的父亲自信可以凭自身实力与优秀的高校比肩，所以没兴趣让他们的儿子面临任何竞争。两位父亲都雄心勃勃，却几乎没能完成任何一项宏伟的计划。对他们俩而言，说代替了做，但两人也都能写出惊人漂亮的文句。两人都喜爱纽约，不是因为其精神文化生活，而是因为拥挤嘈杂的街头生活，他们着迷地观察这些场景。老亨利·詹姆斯相信（或是为了逗乐听众，声称相信）和拥挤的马拉街车在一起，是他体会过的人世间最接近天堂的情状。在朋友眼里，他们俩是无比讨人喜欢的同伴；很多人想结交他们。他们都笃信未来，视自己的孩子是未来力量和潜在可能的迷人化身，不时令孩子深感沮丧。他们俩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例如，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在儿子创作诗歌《再度降临》前，约翰·巴特勒·叶芝写信给他：“千禧年将会到来，当科学和应用科学解除了我们劳动及其他必要工作的负担后，千禧年真的会来临。目前，若让人从艰苦劳作的桎梏和约束下释放出来，人会立刻变质，堕落成禽兽。”类似的，一八七九年，比儿子创作《螺丝在拧紧》早近二十年，老亨利·詹姆斯写了下面这段话，描述一个平常的夜晚，在温莎公园租来的房子里，一种袭向他的恐惧：
表面看来，这完全是荒唐可鄙的恐惧，没有显见的缘由，根据我茫然的想象，只能描述为某种蜷伏在房间内、不为我所见的可恶的幽灵，从他恶臭的身上散发出致命的影响。这东西持续不到十秒钟，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废人，从坚毅、健硕、愉快的男儿变成几近无助的婴孩。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