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中，日本是最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一个民族。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以往的作战中，我们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而如今我们却需要区别对待。
正如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曾经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的作战敌手——日本，是一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族。他们竟公然向西方传统文化挑衅，无视西方国家强调的以人性作为基础的战争规则。这就使得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行动，也不仅仅是困难重重的后勤供应问题，而是如何了解吃透“敌性”的问题。因为只有了解了他们的行动，才能与之对抗，从而赢得最终胜利。
要想充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困难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锁国大门打开以后的75年间，人们形容日本人时总是使用“但是，又……”之类让人极为迷惑的词。这类词句极高的使用频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任何一位治学严谨的观察家，在论述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成员时，如果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蛮横无礼，目空一切”；如果说他们做事刻板，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善于适应激烈的革新”；如果说他们性情温顺，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不太容易服从上级的控制”；如果赞美他们忠诚、宽厚，就不会同时诋毁——“但是，他们又不讲信用，满腹埋怨”；如果说他们神勇无比，就不会又描述他们如何懦弱；如果说他们从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又说他们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如果说他们的军队拥有铜墙铁壁一般的纪律，就不会又说士兵们如一盘散沙，不服管教，容易犯上作乱；如果说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就不会细数他们冥顽不化的保守主义思想。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观察家，他不会撰写一本书既描写某个民族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最高的荣誉，如何醉心于欣赏菊花艺术，同时又笔锋一转，撰写另一本书补充说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最高荣誉。
这些说法看似矛盾，但却是构成了所有研究日本的书籍的纵横交错的经纬。当然，这都不是凭空而说的。例如菊花与刀，就是日本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一组矛盾。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既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随机应变；既温柔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易于叛变；既勇敢如虎又怯懦如鼠；既冥固不化又善于尝试。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征服。他们的士兵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蠢蠢欲动。
了解日本的国民性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当务之急，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以上所讲的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令人烦躁的矛盾视若无睹。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要不要干脆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能了解到什么？要怎样对日军和日本老百姓实行舆论宣传，才能将美国士兵的牺牲最小化，同时削弱日本人顽固抗战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和意志？如果和平来临，要维持日本这个民族的秩序就必须对其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吗？我们是否要和那些在日本山林的要塞中负隅顽抗的强硬分子决一死战？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率先发起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将由谁来领导？或者，干脆就此把日本消灭掉？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奉命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命令要求我运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技巧，来弄清日本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初夏，美国刚刚对日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当时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美日战争可能会持续三五年，或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日本人却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成为百年之战。他们认为，美军的胜利只是取得了暂时的、局部性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呢！而日本官方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笃信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战争形势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在欧洲，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最高司令部两年半来优先考虑欧洲战场地位的决策已无必要了。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在塞班岛顺利登陆，也预示着这场战役日军将彻底失败。在这之后，我军与日军短兵相接的次数日益增多。在新几内亚，从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以往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与我们作战的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尽快搞清敌军特点，解开有关日本人的种种谜团这项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我们不仅要关注日本人的军事、外交政策和最高决策方针，还要关注敌后方平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舆论，看能否在敌后方散发传单。这都需要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议。
在这场全方位的战斗中，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动机和目的、日本的悠久历史，以及他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必须弄清楚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感情习惯，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搞清这些行动、观念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还不能根据我们的行动习惯想当然地认为，在某种状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日本人也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接受的任务是相当艰难的。因为美国与日本日前正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是相当容易的，但要从敌人的角度出发去探讨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人生就有一定难度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搞清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处在他们的境遇时我们将如何行动。
我努力让自己明白，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不但对我没有害处，反而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必须把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理解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不论是身处乱世还是在和平时代，日本人都有自己的行动特征。那么，日本人在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哪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呢？日本领导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们鼓舞士气，指挥士兵以及安定国民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在战争中会把什么视为自己最核心的资源呢？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并将其详加记载，以便让美国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日本人。
可是，两军正在交战，这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这让我不得不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这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亲自到日本去，无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与他们一起生活，不能亲眼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并且区分关键性的和非关键性的。我不能看到他们处理问题和作出决策的复杂过程，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的著作《须惠村》对于日本村落田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这本著作里一点都没有提到。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坚信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条件也可以为我所用。起码我可以与研究对象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个被文化人类学家最为倚重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居住着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他们都愿意与我沟通。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从他们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们看待战争的态度，进行判断的依据。他们的观点填补了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而这些知识对于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从日本的图书文献、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以及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到了其发展变化。他们所企求的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因此，同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一起研究，我们的答案会更加完美。
除此之外，我还请教了大量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阅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及论述日本的丰富文献。比起那些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对没有文字的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我算是个幸运儿了。那些民族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无法用文笔来记载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历史。西方人对他们的描述也是凤毛麟角，风光掠影。因此，那些实地调查的学者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前辈的帮助下研究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而我在研究日本时却可以参考很多学者的文化遗产，这些论述日本的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观察家的言论无疑给我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古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关于日本人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人士也仔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有趣经历，就连日本人也撰写了非同寻常的自我纪录。跟其他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赤裸裸的世界扩张计划，并且非常坦率。当然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在描述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会省略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他们太熟悉，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没有描写的必要。美国人在描绘美国时也会这样。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还是非常喜欢暴露自己的。
我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采用了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的读书方法，着重研究了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例如研究国会演说时，我应该了解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充耳不闻？这种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我边阅读边提问，“这幅画有什么毛病？”“为了更好的理解，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宣传片、历史片或描写东京及农村当代生活的电影。然后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探讨。他们在日本生活过，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面角色的眼光与我有天壤之别。当我对某个情节感到迷惑不解时，他们却十分明白。而且，他们能从电影的整体背景结构来理解剧情和动机，而我有时感到不可理解。正如阅读小说，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有着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护，有些人却无情地鞭挞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的看法让我更有收获，但不管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绘的日本人的生活画面都是一致的。
如果只是直接从老百姓中间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那么这个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就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任何一个出色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工作并无二致。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贡献仅此而已，那就别指望他比驻日外国观察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并具有特殊技能，只要多花费一些精力，就能够使他们在这个学者和观察家云集的领域中脱颖而出。
只要人类学家对于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就会发现，日本很多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许多原始部落极为相似。这些原始部落包括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如果根据这些相似点来推断，古时候也许有过人口迁移或往来，是颇有趣味的。但对我来说，判断这些文化的相似性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中间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联系，而在于能否凭借它们获得一些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
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今泰国——译者注）、缅甸和中国有些了解，因而常把日本与它们进行比较。它们同属于亚洲伟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反复地证明了这种文化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与其周边部落也许有90％的相同之处，但总有一小部分与周边部落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就能体现出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别决定了这个民族未来独特的发展方向。人类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建立在整体上具有共同特征，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的研究了。
人类学家必须习惯于这种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他的研究技能也将因此而得到不断改善。他们凭借经验了解到，不同文化中的人在遇到某种情况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人作出的处事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某些北极或热带沙漠地区，你会遇到以血缘关系和财产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不论你的想象力多么出色，恐怕也想象不出会有这种习俗。遇到这种情况，人类学家不但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弄清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以及部落的后代是如何从小就受习俗的制约，身体力行并世代相传的。
人类学者对上面所述的差异、制约和后果的关注在对日本研究中也可充分运用。人人皆知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差异巨大，甚至有些美国人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就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研究者相信这些话，并且认为这种差异太离谱，根本无法认识日本民族，那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充分证明，越是离谱的差异也是越具有研究价值的。人类学家应该把这种差异当作是一种资本而好好地加以利用。在他们眼里，制度和民族表现得越离谱，他们就越会感兴趣。他们不会把任何东西视为想当然，特别是对于他所研究的部落成员的生活方式。这就使得他们不会只精心挑选出一些特例，而是全面研究。
在研究西方各民族时，有的人对整个行为领域习而不察，认为很多事物都是当然如此，不认真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哪怕是很微小的习惯，这些都是缺乏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表现。其实民族的特性正是由这些细小的习惯或公众意识组成的，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外交官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仔细地研究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生活习惯，因为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到了另一个国家，可能就非比寻常。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个国家最恶毒的一面，或者那个国家最怯懦的一面，或是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反应和感受的，就会发现这都与这些民族中最常见的一些生活报告和细节有关。人类学家要充分掌握这些翔实的资料，而且还要知道如何对其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研究日本。只有多多观察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进行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无论是在一个原始部落还是在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碎小事中体现出来的。不管他们的行为和意见是多么的奇怪，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都来自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我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某种导致这种怪异行为的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习成长的。假如通过这项研究，我能够一步一步地体验到人们日常交往的微小细节，感觉一定很有意思。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无论是多么孤立或渺小的行为，它们彼此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我非常重视研究数百个单一的行为通过怎样的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模式。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会自发地设计自身的生活模式，它会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以及评价方式表示认可。纳西俄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认为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会尽可能地将这些融为一体。他们既然接受了某种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在生活中再按照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来思维或行动，否则，将使自己陷入思维混乱和行动不便。为了让个人与环境达到和谐统一，他们总是力求自己的行动与周围环境的行为步调一致。和谐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不然整个体系就会变得支离破碎。
因此我们说，经济行为、家庭生活、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相互契合在一起。假如，当一个部门发生了比其他部门更猛烈、更急切的变化时，其他部门就会马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无文字的时代，对权力的一致不但体现在宗教活动中，还体现在与其他部落的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后来，在有文字纪录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在政治、经济领域渐渐失宠。人们不断要求享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日益高涨的呼声中，教会只好将与其自身无关的权力拱手相让。虽然保留了这些神圣经典，但其内容却发生了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不再是被圈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一潭死水，而是漫过各自假定的堤防，互相融会，混为一体。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越是扩展到经济活动、性生活、宗教以及婴儿抚育等领域中，就越能探究到他们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越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大胆地提出假设并收集资料进行论证。这样，他们就能把任何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方面的要求领悟透彻，并且认为这是各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不同表现的结果。所以，这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一本探索和研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书。它将尝试通过描述日本人的种种行为来揭露他们的观念和动机。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讨论日本何以能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身处20世纪，我们仍然有一些非常糊涂的有失公允的看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障碍之一。不仅对日本何以会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能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能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能成为俄罗斯民族，我们也知之甚少。各民族因为彼此缺乏沟通和了解而互相误解。有时候仅仅是非常微小的纠纷，也有可能会演变为巨大而无法协调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基于他们独有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完全不同的行动理念时，我们却还在奢望与他们建立共同目标，却从来没有主动地去了解过他们的习俗和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去了解，我们就很可能会发现，有些行为并不一定是坏的。事实上，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
每个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都不太可能自己讲得清。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力图生动地描绘他们的民族，但这是不容易的。每个人在观察事实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在戴着有色眼镜，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和别的民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民族都自认为自己的观察准确无误，焦距和视点仿佛上帝早就安排好了。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搞清楚镜片的度数，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分析清楚他们的世界观。想知道镜片的准确度数时，我们就会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自会验明眼镜的度数到底是多少。同样，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做类似眼科大夫的工作。
这个使命的完成必须要具备某种坚强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某些善良的人有时会对这种精神进行指责。这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希望全世界人们都相信：所谓的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相似的。中国人把这一观点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却不能同意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亲善大使们有时候似乎认为：只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像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才能建立起国际亲善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尊重其他民族，就必须强求建立起这种同一性，这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这未免也太神经质了。
硬心肠的人则认为这种差异天经地义，理当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容忍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只要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可以是地地道道的美利坚合众国，法国、日本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学者自己并不认为差异是悬在人类头上的可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在他眼里，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成长都是极其荒谬的。当然，他们也无须担心坚守在这一立场，世界就会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使这个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随着时代的变迁，英国并未丧失其英国本色，英国人依然是英国人。正因为有统一的英国民族特性的存在，因而英国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承认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要作系统的研究，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外，还要有一种大度的气量。只有对自己的信仰坚守不移，才会有不同寻常的气度。只有这样，宗教比较研究才能蓬勃发展。他们或许是耶稣教徒，或许是阿拉伯学者，甚至是不信教的人，但绝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当人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生存之道，并战战兢兢给予过分的保护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有所进展。这种人绝不会明白，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使得自己对自身的文化更加热爱。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只会把自己置身于愉快和丰富的体验之外。他们保守自封，以至别无选择，只能强求别的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作为美国人，我们会强求所有的民族接受我们所喜爱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往往会难以忍受这种强加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我们学不会像某些东非土著人那样以金鸡独立式站着休息，也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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