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包玉刚》：
1.打手心好痛爸爸总说我是个机灵鬼，专挑好日子来到这个世界。
你看：日本军用飞机在重庆满天扔炸弹的日子，你不出生；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陪都重庆的夜空，漫天的烟花爆竹，庆祝抗战胜利的晚上，你呱呱落地了。
新生婴儿的哭声为胜利更增加了喜庆！生于陪都，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包陪庆”成了我的名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的父母从四川重庆回到上海，入住法租界一座三层并附有小花园的洋房，红色的斜坡屋顶，欧式外观颇为精致。这里，寄托了我们四年美好的回忆。二妹陪容也是在这里出生。房子的第二层是舞厅，一片光亮的木板地。墙角里放置着一架大钢琴。在我的记忆中，我坐在小姑姑的膝盖上静听琴声，熏陶着我对音乐的迷情。
1949年我们一家搬来香港，生活环境大大改变，住房难以与上海的洋房相匹敌。香港的新家坐落于西摩路，是一幢三层的小楼房，我们只租了一层，里面有一厅四室。祖父和祖母住一间，爸爸和妈妈住一间，二妹陪容和我住一间，第四间则由我们未婚的小姑姑住着。三妹陪丽四妹陪慧出世后，我们四姐妹同住一间房。
如果要与妹妹们相比，我不如陪容美丽，不如陪丽聪明，也没有陪慧睿智。但作为老大，父亲总是最重视对我的管教，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开始做运输生意之前，对我严格的要求毫不放松。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结婚七年后才有我，所以，他们对我的出生充满了喜悦，对我的成长也充满了期待。在妹妹们陆续出生后，爸爸就不断提醒我：“你是大姐，必须成为妹妹们的榜样。”假如我早知道所有的中国家长，都会对他们的长子或长女，有如此严格的教育和管束，我也许不会把爸爸的严厉太当一回事。但忆及当时，我必须服从这样的管教，好在让我养成了对自己丝毫不减的高标准要求，每分每秒都不虚度。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男女分工泾渭分明——男子立业，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做贤妻良母，尤其是宁波女子更是如此。虽然父亲成长于一个极其传统的社会，但他从不墨守成规，有其独特的思维，更有其远见卓识。
爸爸曾对我说：“陪庆，在这个世界上，男也好，女也好，都要学会独立，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光靠父母或家庭背景，更不能依赖丈夫和别人为生。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多读书，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增强智慧，得以日后谋生立业。”爸爸还教育我，不要学妈妈，因为妈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从未接受过任何高等教育，生活中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妈妈的朋友圈子极小，不外是上海的一些亲友。除了家人和这个小圈子，她对外部世界并不怎么关注。
我的妈妈叫黄秀英。她对爸爸及四个女儿可说是关怀备至，在我们都上班及上学后她才会和几个朋友一起打打麻将。她的世界就局限在家中的几个房间里，连她的座椅都永远是同一张。妈妈操持和管理家务井井有条，要求家中佣人日常开支节俭，环境整洁。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爸爸创办了一间小型的贸易公司，祖父及几位来自上海的老朋友亦参与帮忙。那时候他还没那么忙，回家比较早。他每天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功课。他听我背诵课文，查看我的数学作业，背漏一个字，或做错一道数学题，爸爸就要用木尺打手心，还严肃的要求我：重复、重写、重读几遍。有时候我会委屈地嘟囔：“爸爸，我在班里考第二，为什么还要处罚我？”他说道：“记住，爸爸对你的要求，都是争取第一！”回想少年时，姐妹中恐怕只有我一人挨过爸爸打手心，难受时不由得找妈妈流泪诉苦。妈妈捧着我的手吻了几下说道：“陪庆，你爸爸是为了你好。你是老大，一定要成为妹妹们的榜样。如果你不想再被爸爸打手心，就要加倍努力。”手心的疼痛早已消散，但长女争第一的观念则在我心中牢牢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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