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罗森》：
1931年秋天，日本以荒唐借口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全境沦陷。随后，日军又在华北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从1933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工作过的罗森，对此自然是有深刻地观察和了解。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力图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推行“一体化”政治，但是纳粹党徒中懂外交的人士极少，因而外交工作中只好延用大量原有的工作人员，罗森也是其中之一。当罗森1933年抵达北平领事馆时，早在这年的一月，日军已经攻破了山海关，华北成为抗日的前线。三月份中国守军在喜峰口、古北口展开的长城抗战，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当中国守军的浴血奋战在长城上下铸成悲壮之后，随后在春夏之交，中日之间签署了《塘沽协定》，华北的战事也随即暂时由紧张趋向了缓和。
罗森抵达北平领事馆时，正直中德双方民间和官方交流不断深入和扩大。由于德国政府更多地从战略方面考虑其在远东的利益，因而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事，立场相当超然和中立。但是由于美、英等国对中国的抗战态度更加暖昧不清，所谓的“援助”也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国民政府更倾向于和德国合作。
从实利的角度出发，德国也确实和中国进行了密切的超出经济领域的合作。虽然日本也是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希望在远东的这场事不关己的冲突双方中实行“等距离”外交，实际上，由罗森等外交官参与经营的中德关系，远远好过同一时期的德日关系。如1933年5月，在北平成立了以沟通中德两国文化交流为使命的学术文化团体中德学会，这个明显带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的成立，除当时的德国驻华公使参赞斐霞和公使陶德曼以外，作为德国驻北平代理领事的罗森，其间也做出了大量努力。
国际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谓的“等距离”外交与其说是一种外交策略，不如说只是一种外交理想。由于利益的变化，外交距离也会相应进行调整。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虽然这一协定并不特定针对中国，但这个协定对于日本全面侵华关系重大，中德关系由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国际关系中德国由和中国的密切合作逐渐转向和日本合作。此时的罗森，已经从北平转任天津后，再从天津北上沈阳开展工作。沈阳是日本侵华后中国沦陷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是一座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非常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1936年时，德国并未承认“伪满洲国”的地位，因而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罗森感觉意义不同寻常。在这里，罗森感受到了另一个状态下的中国。在市井里弄中可以发现，即使是下层的黄包车夫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满洲人”，感受强烈的却是这个外表光鲜的伪满洲国背后隐藏着的中国人无法熄灭的抗争和愤怒。另一方面，日本并未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而感到满足，相反，贪婪的侵略者们正在积极酝酿进一步全面侵华的计划，沈阳的空气中终日充满着大战来临之前的气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还在这座城市里狂热地宣传战争，在当时闹市区的日本玩具商店里，大桌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其中有当时最现代化造型的小坦克、大炮、机关枪、轰炸机、水雷和毒气弹、望远镜、弹药箱、军服、军用口哨。包装糖果的糖纸上也绘满了充满战争气息的飞机、迫击炮和轰炸机炸弹的图案，表现的是硝烟弥漫的画面。炸弹糖果、舰船糖果、歼击机水果卷糖，大地雷球糖比比皆是。这些玩具和糖果，将来要在中国孩子们的手里玩耍和嘴里溶化，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气氛。面对这一切，罗森有自己冷静的观察和态度。但由于中德关系日趋微妙，在中、日、德三方关系中，罗森虽然看到了日本侵华的不义，在言语中对日本方面表达了不满，但外交人员的特殊身份使他又不得不服从德国中立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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