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日力格，达斡尔族，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电影美术学会副会长。
　　198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电影美术设计专业。毕业后曾工作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任美术设计师，2005年调入北京电影学院任教至今。
　　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曾历任数十部故事片的美术设计师。其中以故事片《悲情布鲁克》的艺术创作荣获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zui佳美术奖提名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zui佳视觉效果奖、第四届大学生电影节zui佳视觉效果奖。2003年创作MV作品《嘎达梅林》荣获中央电视台第七届金格码杯中国电视音乐大赛zui佳作品、zui佳导演、zui佳摄影大奖；2007、2008年创意执导“2008北京残奥会火炬传递路线宣传片”、“2008北京残奥会火炬传递宣传片”。参与创作人文纪录片《天风海涛～鼓浪屿》，该片先后荣获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zui佳纪录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优秀纪录片提名奖；导演电影艺术片《我的梦》先后荣获希腊第2届国际残疾人艺术电影节“原创与创新奖”、中国电影华表奖zui佳纪录片奖提名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优秀纪录片提名奖。
　　进入21世纪后开始潜心于电影艺术教学与视觉艺术研究工作，主要开设课程有电影美术创作、电影镜头画面、电影特技特效创作、影视广告语言等。合著出版教材《数字影像制作基础》、《电影色彩》等，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先后获得首都“教育先锋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北京电影学院师德十佳先进个人”、“北京电影学院学风建设标兵”、“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中国电影美术教育五十年》由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主任敖日力格主编，选择了35位在电影美术教育战线上为新中国电影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讲述了新中国美术电影教育事业从一页白纸起步，逐步探索，最终发展为成熟的、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的中国电影美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总结新中国电影美术事业发展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新中国电影探索及发展过程。

　　郑瑷菁：您是怎么开始接触艺术绘画的？陈荣琚：其实我是做舞台美术出身的，舞台美术跟电影美术基本上一样，但是也有点儿差别。我是1960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就是搞设计的，在中央戏剧学院上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想说的不同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上了三个艺术院校，这三个院校的绘画基础课都不一样，中央戏剧学院是学油画，以油画打基础的，后来我又考到中国戏曲学院，它是以学国画为主的。在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我就留校了，之后又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年，上海戏剧学院的基础课是水粉。所以我油画学过，国画学到毕业，再学了一年水粉。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以油画打基础的时候，感觉那里很注重色彩。在中国戏盐学院学国画的时候，教我的老师都比较厉害，我那时候对王飞鸿的山水比较感兴趣，没想到他是教启功先生画画的。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水粉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江子作，他画水粉几乎就是一遍，很少改。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叫雷志楠，色彩感觉很好。三个学校我学的都是舞台美术，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中国戏曲学院要求画的设计图色彩效果要好；上海戏剧学院讲求实用，画的效果图色彩效果是差一点，但是很实用，将来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尺寸什么都是很准确的；反而中央戏剧学院太注重色彩了，画面效果挺好，但有的是实现不了的。我举个例子，就比如画舞台的那十几个台阶，画出来的比例都不对，要怎么搭呢？这点我觉得上海戏剧学院比较好。那么到中国戏曲学院，那时候重点就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平常就是叫你临摹，在临摹古代的国画上下了很大功夫。我刚才提到那时候我对黄宾虹很感兴趣，他的画是有新的东西的，不像有的画得那么传统。黄宾虹传统的画也是很厉害的，但他有创新，这个给我启发挺大。就这样我三个院校都学过。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那时候刚学了一年还没学完就进入“文化大革命”，“文革”后我到了中国京剧院，中国京剧院让我搞京剧《红灯记》的美术设计的修改。我在中国京剧院一直工作到1970年，搞过几个样板戏，包括《红灯记》美术设计的修改，以及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改成京剧。《红色娘子军》的设计也不用动，那个设计是马运洪，留苏的，非常厉害。还有做过《平分秋色》，是我们自己做的。
　　当时大家只是学生都挺穷的，我从山沟里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没人教过我画画，就是喜欢画，什么素描、结构都不懂。我们班当时一共好像16个人，有三个都是高中毕业考进来，都不是北京的。当时上课，老师进来说一张素描画14节课，当时我们三个都是同样的想法：这素描还用画14节课？两节课画完了！第三节课老师来了，我们三个已经画完了，其他人的都模模糊糊的，他们都是中央美院附中上来的，就听老师在那讲“比例关系不错”，我们也不大懂，怎么看别人都画的模模糊糊。看到我们了，我们想肯定受表扬，第一个看的幸亏不是我，是另一个同学。老师说：“画完了？”同学大声说：“画完了！”接下来以为是表扬了，结果老师拿起画就给撕烂了，说：“重新画！”第二张是我，我声音就不敢那么大，照样撕掉。撕掉就回去拿纸重新画，因为老师没讲，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就坐在那儿。后来有个中央美院附中的过来问：“你是不是没学过？”我说没有，后来他就教我说：“铅笔这么拿……”不会他就反复教。高光、反光不会画，他就走到静物前面给我们指说：“这里怎么样？”我说：“最亮！”那就是高光，眯起眼睛看除了高光还有地方亮的就是反光，我们三个就是这么学下来的。
　　郑瑗菁：当时您没有专业学过绘画为什么想要考中央戏剧学院呢？
　　陈荣琚：因为我们当时的老师觉得我画得好啊，老师都有带我们去写生过，在我们那个年代，志愿都是老师帮着填的。当时是艺术院校先考，正式高考之前，你就知道艺术院校考上了没有。我是在广州考的，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考到广州市，我家在山沟里，哪想过北京啊，根本没想。高考我参加了一天半，第二天上午还没考，班主任就把我叫了出去，那时候很神秘，把我叫到宿舍，然后把通知书给了我，说：“你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一看，真的啊！我们那个年代是困难时期啊，1958年下半年就没吃的了，我一看考上了，在床上躺了三天，当然也没吃的，就跟范进中举一样。那时候我们提前报到，中央戏剧学院不是说美术系的到美术系报到，而是全校统一，先报道的都住在一块儿。跟我住在一块儿的有一个是南京的，是调干生，岁数比较大，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叫我去吃饭，我就说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再去。等人都走了之后我就去洗脸房喝水，然后去校门口溜达溜达，等同学都吃完饭了要回寝室午睡休息了我就回去休息。到第三天，我回宿舍，那个调干生坐在我床上，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溜达了。他说：“吃饭了么？”我说吃了，在食堂吃的。他问：“那我怎么没看见你，真的吃了？”那时候吃饭要粮票的嘛，粮票要钱，没有钱，七天没吃饭，就喝水。考上了嘛，高兴都来不及，还想什么吃饭，有精神食粮，我去天安门都走路去，饿了就喝水，到哪里都走路去。后来他就拉着我去食堂，当时人家关系还是不错的，食堂是定量的，他就跟人说：“广东来的这个啊，饿了七八天了，没吃饭。”食堂就给了我两个馒头，一碗萝卜丝，他说你就在这吃吧，我哪想得到他告诉我们美术系了。我吃的时候啊，噎得够呛，按理说应该撑坏了，可没有，没想到系里面的领导也来了，问报到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说……我可能因为小时候的经历，没人管也习惯了，我14岁就没了父母，从那时起就开始住校，谁管你啊，饿着就饿着呗。那时候亲戚也穷，街上远远地看见了都不好打招呼，你想，那年代一见面打招呼人总要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没有吃，你说他怎么办！还挺艰苦的，但是那时候却不觉得艰苦。
　　郑瑷菁：那后来美术系知道您家里情况之后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陈荣琚：后来他们给食堂写了个条子，那时候吃的都是份饭，等开学以后就有粮票、助学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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