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
美国的情形则大异其趣，随着表演艺术成本的上升，艺术领域关于资金资助的需求源源不断，各种为艺术提供资助的基金会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促使他们雇用鲍莫尔和鲍温，并诞生了1996年的那本名著。起先，他们两人在艺术领域毫无著述（尽管鲍温本人既是艺术家也是经济学教授），但是，正是两人的努力创立了艺术经济学这一崭新领域，后来被称为文化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受欢迎，所以文化经济学早期成果多产生于此。后来，文化经济学的重心转向欧洲，其关注的焦点是资助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关于艺术之经济贡献的各种过分热情的评估，都是由咨询人士而非学院派经济学家完成的，这在挑剔的财政经济学家看来天然存有缺陷。文化经济学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艺术界那里不受欢迎，在经济学界也不受重视。在欧洲，欧洲理事会于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一系列关于艺术财政的研讨会和数据收集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不是由经济学家，而大多是由文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完成的。此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对文化产业感兴趣，而法国文化部则试图理解自身在大众媒介传播文化过程中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有关建筑遗产的兴趣日渐浓厚，同时条件价值评估研究也大行其道。条件价值评估方法源自令人困惑的（特别是评价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游轮（Exxon Valdez）的石油泄漏事故对阿拉斯加的影响）公共产品属性的评估，最后扩张至自然以及建筑遗产等相关领域。包括艾伦·皮考克在内的经济学家，较早研究遗产其他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博物馆的经济学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讨论，即便不考虑采购以及维护的成本，博物馆的收藏以及在册遗产将毫无疑问地呈递增趋势。这个话题激起文化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并引发大量有关条件价值评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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