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弃理想的社会主义者
——忆“永远的老年轻”于光远先生
我跟于光远先生的交往始于1981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做硕士论文，主题是欧洲人道主义传统和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渊源。在上海能找到的外文资料和著名学者还嫌不够，特申请来北京查索资料拜见名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北京，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原校区，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煤堆、黄泥、垃圾、骡马车、驴粪蛋。我是皖南农村背景的学生，对北京学术界的宏大气氛早就无比向往。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处于百家争鸣、千花齐放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初期，物质生活的素质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学术上，恰好相反。
“马列主义也比须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时教育部有个文件，据说是从邓小平那里要来的一个特权：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折腾，全国高校系统教师队伍都是青黄不接，呈现断代危机，因此名牌大学自己培养的前三届研究生（指1978年到1980年入学的，当时只有硕士生班，还没有博士生班）毕业后，本校有优先的留校使用权，任何中央部委及其下属部门均不能去抢人。这可是个特许，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当时最著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都有这个特权。1982年夏天我毕业，复旦大学把我安排在优先留校的名额中。在当时绝大部分复旦同学的眼中，这可是全国最好的分配出路。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文革期间几百万下乡的上海知识青年正千方百计要回来，比登天还难。你这个安徽佬，竟然有如此的运气！
虽然我在上海人眼里从麻雀一下子变成了凤凰，但心里头还是向往着北京，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去工作。我一听自己留校了反倒急了，知道中央特许的分配政策的权威性，于是主动跟北京马列所方面私下联系，请求他们把我调过去。马列所是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所”，因为马列主义具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前却没有这个所。于光远是推动建所最力的一个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说：马列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在中国无异议。但“四人帮”把马列主义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我们要把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他没有明讲的是：马列主义不应该是崇拜的对象，而是一种“社会科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其中隐含了跟科学必须保持一致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
听说，刚开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亲自担任马列所的所长，于光远当第一副所长。这规格是最高的了。但胡乔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当院长所长，而是全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跟于光远说：我太忙，你就代劳吧，当首任所长。
于光远其实也忙得一塌糊涂。邓小平最重要的四个理论工作助手，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还有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薛老年纪很大了，活跃程度比不上这三位。于光远于是让毛泽东当年称为“四个红色教授”之一的经济学家苏绍智当第一副所长，是从人民日报社调过来的，更早些年前苏先生曾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教书。
我1981年初春赴北京收集论文资料，特地拜访了马列所，只是在走廊里跟于光远打了个招呼，他太忙，走路小跑步。那时候的马列所位于西直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办公地方是借用的，建国门内大街上的中国社科院大楼还在盖，那周边是一片荒凉景象。
于光远和苏绍智两位先生为着我的事，亲自出面找到《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杨老在1954年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调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书记，前不久他参与领导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大文章的修订成稿。于、苏两位通过他再给上海市领导打电话，这才把我的分配名额从复旦大学调整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时，学校管分配的干部说了句狠话：我们留一个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也留不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否则哪里来哪里去。
我当时可是破釜沉舟了，因为听说很快国家就要启动博士研究生班试点招生了，我想，如果我分配被退回安徽，就下决心硬考博士进京。幸好，于光远、苏绍智几个电话一打，复旦大学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中国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从上海进京报到，只买到站票，连硬座都没有，站了一天一夜。满车厢的人看着我一路硬站，还喜气洋洋，以为我有什么毛病。
“最重要的，思想要兴旺起来！”
就这样我进了北京工作。在复旦时，我们对单位的领导要称呼头衔，叫苏校长、金书记、林主任。但到中国社科院第一天上班，见到那些在全国学术界如雷贯耳的人物，除了称胡乔木为“乔木同志”——也不喊“院长”，他笑笑就走过去了——，对其他人都一律称呼“老师”。我们这些刚大学毕业的人觉得这样叫，太亲切了。于光远有一大堆头衔，都没人叫，称呼他“光远老师”的年轻人，我开始还以为都是他带的研究生，马上发现所有年轻人都这样喊他。
每周二全所成员都要来所里政治学习，我就趁这个机会到光远老师办公室里，说是来感谢您的。他说：“感谢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嘛。你是做理论研究的，我们讲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要百废俱兴。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兴旺起来。脑子不活跃，什么都活不起来。”
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特差，单位食堂周末也不开伙，幸好那时周末只有一天，到外面买东西吃。也没什么好买的，也没有多少钱，路边摊买点油饼咸菜，糊弄过去。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中国社科院，只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学部，我们都没有房子住。北京本地人还可以骑车回家，我是外地人，只好睡办公室。最想当床用的是光远老师的办公桌，因为他级别最高，文革前给毛泽东当过科技政策的秘书，办公桌又长又宽，睡在上面最舒服。他不是每天都来所里上班，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我也不敢对他造成任何干扰。我每天在小研究室里看书写作，深夜没人了，才敢把卷起的铺盖打开。如果他的办公室没锁，就睡在他的桌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时北京很小，到了魏公村地段就是郊区了，以下都是土路，我们也暂借用过的朝阳区党校就是农村，驴子和马都能见到，一不小心，会把庄稼踩坏。我们单位还有在八宝山、首钢附近租农民房住的同事，他们挤公交车，上下班来回三个小时。我24小时在岗，连睡觉都在办公室，时间利用率特高，文章发表得特多，被表扬时，我说：“还得感谢光远老师”。他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感谢我？“因为我常睡在你办公桌上。”
他吃了一惊：“啊，怪不得我有时觉得办公室里有点气味！”
因为啥？我周末孤独，偶尔喝点二锅头。那时的二锅头很差劲，一股洗锅水的味道，几毛钱就能买一斤散装酒，我买的是一块多钱一斤瓶装的，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他周二来所里办公室的时候，有时候还是闻到有点气味。
“官样文章，绝不可以拿出去！”
那时大家对于光远的评价五花八门，他资格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后来到延安去投奔革命。他有几件在当时引起争议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说他“到处下蛋不孵鸡”。他到处提思路出主意，说这个问题要研究，那个学科那个分支要赶快设立，要办一个学术刊物，要建一个学术团体。他地位高，发了话，下面的人就要跟着办。但他讲得太多，别人要给他代管的也太多。理解他的人说，那时中国刚恢复“双百方针”，真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够提出新观念、点出新问题、开辟新方向。没有他到处下蛋，别的人功力不够，信息不够，权力也不够，下不出那样的蛋。即便下了蛋，别人也不愿为他代管。
光远老师的思想新颖异常，在他那样的年纪群里鹤立鸡群。“文革”后他讲，现在中国档次最高的自然科学刊物叫《中国科学》，有中文版，最好的文章要译成英文，按国际学术刊物的通例审稿发稿，索引完备。他说，也要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代表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高成果，否则怎么把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成果让全世界了解？
他提出来后，很多人兴奋不已。但也有人问，自然科学普天下只有一个标准，“四人帮”时讲马列主义的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是超级笑话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啥统一标准？于光远坚持说，不对，也有。就该按照现代科学的逻辑、研究方法、验证程序，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的和人文的问题。
有人追问，那也包括马列主义吗？他说：当然啦！
在1981-1982年那期间，这种思想很了不起。果然就办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他说要办成全国最好的，绝不可以滥竽充数。宣传品、抄文件的官样文章，不可以拿去推销，英文版要符合国际学术界通则。
我1982年初成稿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当时算是很新颖的主题，争议也大。我把论文稍修订后按程序投稿，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那时的主编是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谢韬。我从文艺复兴一直讲到马克思及其批评者，文章三万多字。当时匿名审稿，来回修改几次，全文发表。随后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第一次评青年学术成就奖，我获得一等奖，除了奖状，还有现金奖励人民币480元。那可是一笔巨款，拿到北京火车站对面的胡同小储蓄所做活期存款，本单位团支部派出一位团员同志护送，怕在途中出意外。
《中国社会科学》是光远老师主张办的，我又是他和苏绍智老师亲自调过来的。年轻人发表长篇论文得了奖，他很高兴，在走廊里对我讲：“看来花了那么多力气把你调来，也还没调错。”那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部长篇论文，可以破格被提为副教授副研究员，当时全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类的正教授正研究员也就一两百个，稀罕至极。
那时马列所里一身兼多职的老资格研究员有好几位，另一名副所长王惠德是中宣部副部长，还有副所长冯兰瑞老太太，延安整风时她的直接上司是薄一波，还有其他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一度也要求来所里任兼职研究员。一发生重要的事情，光远老师和他们就会来通通气，消息非常灵通。
推动改革：内部辩论与前沿研究
光远老师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的最重要推动者。他认为全国的社会科学界要互通信息，有些重大的敏感问题，暂时不能拿出来说，就在内部进行大辩论。辩论得比较成熟了，再拿出来，推动政策方面的吐故纳新。
“经团联”的主要办公点就设在马列所里，这个机构有极丰富的国际视野，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先进的观念的主要来源地。我们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使用校内小图书馆，享受教师的同等待遇，里面也有一点敏感的内部刊物，有本科大学生阅览不到的灰皮书、白皮书、黄皮书、海外进口书籍。等到我从复旦大学分配来马列所里看资料，才觉得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
这个所里有好几种参考资料，信息量大得令人难以相信。当时有个俗称《大参考》的参考资料，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大八开，有时厚达几十页。阅览者要签字，只能在资料室里面读。《大参考》上，国外对中国绝大多数敏感问题和现实麻烦的报道分析，基本都有，高级干部才能看。我们很幸运地分配到这个单位，得以了解国外最新的信息。
但《大参考》上思想深理论强的文章很少。光远老师说，应该搞学术研究性强的参考资料，于是就编辑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不定期，只要来了好东西，马上组织突击翻译。那时没有商业性的翻译活动，都是学术水平高的专家学者做翻译。国外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的演变、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里面临的发展困境、苏联东欧的改革与危机、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古巴问题等等，都是前沿的学术理论探讨。有时一期一百多页，就是一本书。
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原矿、富矿”，我这样的年轻学者太幸福了！白天读时，我还没看完，别人就催着要读，也不允许个人随便复印，复印成本高，又违反保密规定。靠着睡在办公室里的特别优势，我就有了几倍多的阅读时间。这些参考资料，对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变革、对外开放，是通风的巨大窗口。从外面吹进来的各种新观念，由此迅速传到全国的学术界教育界。
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至关重要
有两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我永远忘不了。
光远老师性格急，很多事情上比别人先看到好几步。他提出的观念，常常被别人批评走得太快了；说他这个级别的要是走得太快，别人难以跟得上。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光远老师是最重要的理论工作助手之一。此前，光远老师还为邓小平起草了开创全局的那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胡耀邦要他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思路作深刻反省：几十年来，老是高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付出了那么高比例的投资，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得那么少？有些方面竟然停滞不前，严重时甚至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和倒退？这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过来！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积累而积累、投资而投资、高速度而高速度。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目标，要转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主，要把“民富”作为终极目的，而不是先生产、后生活。
这个讨论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仍很有意义。中国多年的GDP总量里，基础设施投资占到一半有余，居民消费才占三分之一，这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全世界的所有经济体里，属于最低的，依然是当今经济改革和增长模式的重大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光远老师协助胡耀邦，就抓住了这个根本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这个。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人民的富足和幸福。这个观念到现在都很有意义，以民为本嘛！光远老师跟胡耀邦商量的是，政治思想领域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新的道路，在经济领域里相对应，就是要以这个“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来开辟新的道路。
一政一经，是很完整协调的改革思路。可惜马上就遭到了反对，邓力群、胡乔木等理论界老人都有不同意见。这个讨论，没来得及像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戛然而止。如果能延续下去，对中国的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高投资低回报这类增长方式的痼疾，有根本的纠偏作用。各级政府会更注重消费品的生产，更注重提高人民的福利，会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前二十年迈上正途。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现在还在呼吁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吴说，实际上从改革初期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模式难以转轨的见证者。2016年12月全国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期间，许多文章又间接直接地回到这段历史，回顾这场余音未了的争论。
共产主义对全球进步人士的最大吸引力
光远老师的第二个想法更了不起，不过许多人听起来可显得陌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向邓小平本人郑重建议，说在极左政策主导的前几十年里，无限制地提倡加强革命专政，张春桥更力主建立“全面专政”——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科技、家庭，更别说政治，对所有领域都要实行专政。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社会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打碎一切枷锁，只是要过渡阶段的短期专政；无产阶级执政后，要大力创造条件，让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这才是共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认真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在理论上真正弄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马恩最看重的是，共产主义要超越国家政权，实现一切人的平等和天下大同。
他跟邓小平提出：在理论上，共产主义要对全世界进步人士有吸引，虽然现在条件不充分具备，但最终目标不能忘记，让人民自我管理，减少人民群众被管理的环节和机构，为实现“国家消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逐步创造条件。
这也是光远老师那一代人，当年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念书，却抛弃了触手可及的富贵，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延安去的两大原因之一（另一个跟抗战救亡有关）。光远老师在中国社科院里虽然出的新点子太多，回过头来看看，他在很多领域里都非常超前。而且，他心中一直保持着青少年时期的理想，从未被地位和权力所腐蚀。
那时他还赞成一个口号：“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和那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芳先生常说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是遥相呼应的。很多人说于光远是在鼓吹资本主义、物质利益挂帅，在小组学习讨论时我竭力为之解释。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我说：浪费比贪污还坏，有些人贪污就是改变所有权，假如拿去投资，可能比浪费的社会效果稍好一些。光远老师批评我：这话不能乱说！那个时代，在最好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里，是千花齐放、百家争论。包括人道主义，他也很赞同，但也教训我：不要走得太远。因为胡乔木说过，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以人权取代阶级的权利。
“光远老师，我拜你一拜！”
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发表的论文在同辈青年研究人员中名列前茅，家庭出身也好，三代贫农，很幸运的被光远老师、苏老师大力推荐去国外留学。学成后来我没能够及时回国内来工作，因为批准我们那一代人出国去学习的胡耀邦等领导人下台了，遗憾终身。我1984年夏季去美国读书，1993年初春回到亚洲，第二年夏天回北京，第一个拜访的长辈就是光远老师。他见到我很高兴，他那时已经做了化疗，得了乳腺癌。别人很奇怪，男人也得这个病？他回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科盲，男人也有退化的乳房，当然也可能得这种病。他的一个老部下1994年前后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工作，筹备在香港把他的诗词随笔出一本书，我一听这主意就建议出古籍版式线装的，请光远老师签字，送给老朋友、老同事、亲近学生和晚辈作宝贵纪念。光远老师为此很开心。
我告诉他：我想回国内来工作，但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光远老师说：你出去那么多年，还保持中国国籍，还是申请要回来，心不亏，脸不丢。你在海外的言论我也知道一些，不过你想回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以为是说收入低，对此我有最坏的防备。但他说：你现在回来，不用睡我的办公桌了。但是要准备忍受讲假话，讲一些违心的话，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他很坦诚，在这一点上很了不起。他写过专门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对我这样一个早年冒着危险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相信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变成偏见，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论、学术、思想、观念，都完全否定掉，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对话的两个敌对阵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偏好变成偏信，要抱着多元的学习借鉴态度，前瞻的、开拓的、与时俱进的、永不放弃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晚年丧失记忆力之前，他一直是持这种开放的态度。
到2004年年尾我最后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完全不能走动了，坐着轮椅给人推出来。他对在场的新年聚会人士开心地说：我又多过了一个元旦。我走过去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想了一下：“噢……”我提醒他：“我就是睡你办公桌的小丁！元旦来给你老人家拜年的。”已经丧失了记忆力的老人脸上似乎浮现出一丝温馨，我忍着心酸，在他的轮椅前面跪下去，磕头拜年。大家都很惊讶，这是乡下晚辈对长辈的传统大礼，如今大城市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早就不兴这套了。只有在场的原来跟我同一个研究所同一个研究室同一个研究组的小邵和林春她俩才深度了解，为什么我对光远老师如此的感激。
2011年，我的《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前言里我用大字标明：此书是敬献给深刻影响了我的五位前辈理想主义者的——他们都是早年抛弃富贵前程、或冒险投奔革命、或在国统区以笔墨奋战的优秀青年学生——，头一位便是于光远。这本书迄今已经发行了五个不同的版本，有中文简体字版（书名《辩论“中国模式”》）、两个中文繁体字版、韩文版和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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