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境中的女性戏剧》：
第二节 男性气质情结
革命、战争激励男性气质，大革命、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触动了相当多女作家的巾帼英雄梦，她们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旗帜下投身其间。西安生活书店出版《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时介绍丁玲，称之为“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尼姆·威尔士《续西行漫记》描述：丁玲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乔治依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子。换言之，此时的她颇具男性气质。即使剧本极具女性气息的苏雪林，也“自幼富有男人性情，……真要算是一个男性化了的女孩子。”1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这种带男性气质的女剧作者渐趋增多。
包括剧作者和剧中女主人公在内，现代女性戏剧的“男性气质”基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内在的心理因素，它出自无意识，是女性逃离女性身份的一种症状。二、外在的社会因素，受革命、战争以及无产阶级解放模式的影响。
卡伦·霍尔奈的许多论文均涉及“男性气质情结”，她说：“女性感到被歧视，对男性羡慕妒忌，渴望丢弃女性角色而变为男人，这种整体的情感和幻想内容上的复杂性，我们称之为‘女性的男性气质情结’。”对于女性来说，它是男性统治文化和特定家庭推动力的产物。事实上，女孩从出生起就被或小心或粗暴地暗示劣于男性，此种体验“不断地增强其男性气质情结”。她会对任何事情都以男性的标准去衡量——也就是用一种与她自身内在完全不同的标准，追求一种男性成就。
这种理论，应用到后来成为解放区重要剧作者的颜一烟身上，特别恰当。颜一烟（1912-1997，满族正黄旗人，祖籍北京）从小就爱做男孩子打扮，最恨别人说她有“女气”。她不修边幅、放荡不羁、不畏强暴、刚直不阿。读书时，她立志当作家，下决心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单篇发表还是结集出版，名字后面绝不加上“女士”二字。她认为加上这两个字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好像自认文章不如男子写的，编辑看着“女士”的面子才给发表。不平于重男轻女的待遇，她决心要超过男子，男子能做的，她也能做，而且要比他们做得好，“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颜一烟早年跟父亲（她的父亲曾任伪满洲国驻日大使）脱离关系，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未及期满即投奔延安。
1938年，颜一烟从西安走到延安。她是位多产作家，但作品几乎没有写恋爱的。她说：“我从小立志要超过男子，笔名一烟就是想像青烟那样腾上高空，当超人。所以唯恐结婚、生孩子影响了自己的事业，直至一九四七年在东北时才成家。”卡伦，霍尔奈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妇女羡妒的并非男子阴茎而是男性特权，她们需要机会发展作为“人”的能力。此言不差。
有评论者论及明末女性剧作家时云：“女性剧作家亦撰有许多宣扬女子才干的戏。但女作家笔下不大写女子在重大政治事变中的勇烈行为，更无兴趣描写奇伟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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